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25篇）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可能你現在毫無頭緒吧，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
《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的末尾寫到：“由明朝可以向後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係的影響。”這就是作者從大歷史觀的角度得出了的歷史結論。
當歷史的問題牽扯到地理環境時，似乎一切已經註定。氣候天決定，文化隨之產生，歷史的大環境也就矗立在那裡了。那麼，在既定的環境中，歷史人物又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實現時代賦予的偉大使命呢?在《萬曆十五年》中，作者通過幾個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聯起明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比如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
寫到張居正這一章的時候，作者擬定的章標題是——世間已無張居正，也就是說書中闡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後朝局的變化。何以一代內閣首輔身前地位顯赫風光無限，死後被鞭屍，被抄家?也許，從他的一生，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麼叫物極必反。活著的張居正總是幻想憑藉一己之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他的威嚴、權利和智慧不僅在小皇帝身上展現出來，也籠罩在整個朝野。他想當皇帝嗎?其實不見得，從他不遺餘力的改革賦稅，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條鞭法來看，他也許真的希望這個國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視了一個事實，推動歷史的發展不是一個人的事。他自身就處於明朝這樣一個文官體系當中，當他把所有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者貶黜的時候，就打破了整個體系的平衡。
在當時明朝的大環境中，張居正站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這樣的獨白：“萬人阻擋又怎樣，權利會幫我達成所願。”他不顧整個歷史環境的力量，不考慮文官系統裡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透過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最終的結果歷史給出了答案。當他孤獨前行的時候少有人真心實意的成為他的同伴，當他死後大部分人對他群起而攻之，表達不滿。
申時行同樣作為明朝首輔，並不如張居正那樣“有名”。他深知自己處於怎樣的一個環境中，沒有鋒芒，更談不上畢露。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他更願意成為和事佬，不觸動誰就會相安無事。作為張居正首輔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處事風格之後的下場，因此他不會去重蹈覆轍。
除了厲害關係讓他沒有做烈士的決心外，他對環境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他認為，在既定的系統中，身為首輔也只能按照整個系統中的共同意志辦事，能夠恰如其分的調和其中的矛盾，並對大家起到感化和領導的作用才是首輔的角色需求。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任職期間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間，儘量的平和政治波瀾，希望憑藉“誠意”建立起信賴，透過恕道期望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從當時的大環境來看，申時行的做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歷史並沒有給他太多的時間，大明更不會。對待一個岌岌可危的病人，張居正的猛藥行不通，申時行的小米粥同樣沒有用。
除了透過兩位明朝首輔來闡述自己的大歷史觀，《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還煞費筆墨的寫了這位一代名將戚繼光，很明顯他是偏愛戚將軍的。在書中作者寫到：“我們的帝國不允許也沒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辦法來作部分的修補。戚繼光的天才在於他看準了妥協之無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於他善於運用技術調和各式各樣的矛盾。”戚繼光沒有像張居正一樣超脫於環境之外，自負的以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靈活的適應環境，斡旋在各種關係中。也沒有像申時行一樣“看透”了環境，將希望寄託在所謂的“誠意”上，而是依據環境採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嚴格練兵，創造的各種戰術雖不先進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當時的軍隊人員構成和經濟技術水平的。
從明朝整個大的歷史環境來看，似乎戚繼光對環境採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實，未定。除了由於地理環境所造就的歷史環境之外，每個單純的個體也處於自己的小環境中。試想一下，如果戚繼光處在張居正的位置難道就不會透過權利鐵血施政嗎?如果申時行只是一方將領他是否會摒棄猶豫不決膽小怕事呢?如果張居正處於首輔之位時和申時行一樣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說不定也會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職位環境的不同外，每個人生活成長的環境也不同，形成的觀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曆史倒退，試圖去尋找一種周全的做法改變明朝的的結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謂“讀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問我《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看完之後有哪些啟示和借鑑，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長的時代也不同，處事之道是借鑑不來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寬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總拿中國和外國比較，歷史都說了，地理環境決定了很多的不一樣。不要看到某種行為之後就說三道四，你不是別人，你看不到別人的小環境。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
從小，我就對中國歷史特別感興趣，尤其是中國古代史。透過文字記載，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樣東西是貫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驚歎不已的各種手工藝，現代有歎為觀止的高新技術，這都是人的智慧的結晶。而人的智慧也體現在治國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一句話就很明顯地道出了歷史的重要性。
黃仁宇先生是我上大學後，在老師的推薦書目中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在我看來，《萬曆十五年》其實並不算是專業的歷史書籍，只不過是引導人們從全新的角度去認識歷史，向世人普及歷史。對一般人而言，接觸的歷史就侷限於初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的印象就僅僅定位於教科書的描述，如戚繼光=民族英雄。除了從事歷史相關專業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會去了解歷史背後的點點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對歷史的認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歡歷史，但曾經的我也是這樣。
在還沒看這本書之前，我對萬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可看了這本書之後，我才知道萬曆皇帝並不是我想象中那樣的。由於嘉靖皇帝的荒唐事，萬曆皇帝的母親和首輔張居正從小就用儒家的道理來教導他，要求十分嚴格。例如萬曆皇帝很喜歡寫大字，而且年幼時就能寫得很好。可正是由於這樣，首輔張居正並沒有表揚他，反而剝奪了他寫大字的時間，認為是浪費時間，改學四書五經。在我看來，一個孩子能把大字寫得很好就很不錯的了，是值得稱讚的。可萬曆皇帝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表揚，反而被剝奪了寫大字的愛好。可以說萬曆皇帝的童年時很艱苦的，沒有一點樂趣可言。欲帶皇冠，必承其重。也許在大多數人眼裡，這是身為人君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但萬曆皇帝也是一個人，他也有作為一個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揚。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荒唐與童年長期的壓抑也有一定的關係。因此，現代的教育比較注重鼓勵孩子，關注孩子的身心發展。
而萬曆皇帝登基後，在位初之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後，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這些都是萬曆皇帝的功績，但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印象中的萬曆皇帝都只是一個荒唐皇帝而已。因為萬曆皇帝的執政後期，常常沉迷酒色，荒於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而為什麼萬曆皇帝會突然變得如此荒唐呢？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張居正了。張居正生前的名聲很好，萬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於改革，張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後，很多他的政敵開始攻擊他。起初，萬曆皇帝還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師的，維護張居正。但張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間，由於過於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並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張居正並不是清廉的人，他經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許在張居正看來，自己位高權重，一心一意輔助皇帝，底下的官員的“孝敬”是應當的，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在張居正逝世後，他的這些過錯就被他的政敵利用。當他的這些行為被曝光後，萬曆皇帝覺得自己被騙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誠的、清廉的，可事實卻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這與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並不一樣。至此，萬曆皇帝終於瞭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本質了。萬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所以萬曆皇帝后期變得如此荒唐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除了張居正的形象讓我震驚之外，還有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也讓我重新認識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戚繼光。戚繼光的確很有才能，也識時務，所以曾經也位高權重。但由於他是張居正提拔的，所以在張居正被清算後，他也被棄用了。這不得不說很可惜，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了。可讓我大跌眼鏡的是，戚繼光也不是一個廉潔的臣子。可能在世人看來，他的功勞遠超他的過錯吧。
張居正之後的首輔是申時行，一個致力於平衡文武官與皇帝的衝突的忠誠的大臣。他一直深信著萬曆皇帝會改過自新的，萬曆皇帝小小的為君之舉也會讓他欣慰不已。
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瞭解的並不算多。對於明朝，總體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較荒唐，宦官比較勢大。看了這本書後，我對歷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觀。無論是哪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屬於自己的人生。他們並不是教科書上描寫的那麼不堪，或那麼完美，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歷史巨輪下的拼搏者。
“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是《萬曆十五年》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後一句。沒錯，萬曆十五年的的確確是沒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歷史的腳步從未停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許多歷史大事件都是平常的一點一滴推動而成的。當今的教育體系的確存在不少問題，但我們都在嘗試著改革，慢慢推動著我們的教育向前發展。只要我們都努力拼搏，我們的教育也必將越來越完善。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以該年前後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中，分別講述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首相張居正、申時行，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六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他們互相獨立，同時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萬曆皇帝不同於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與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視為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絕對的抑制。他與他的祖先們雖然在他們臣僚的協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時的文官卻早已成熟。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此時的文官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情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簡單的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樣。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萬曆皇帝這一年，由於其特殊性，更是能透過各種事例體現這一點。萬曆皇帝在從政後期，看破這一點，雖然依舊有被老祖宗賦予的權力，但是這權力已經“無能為力”，遂轉而“無為”。
他的兩任首輔兼老師儼然是兩個極端，張居正鋒利，申時行圓滑。無論是鋒利還是圓滑的處事風格，目的都是為了萬曆朝堂的穩固。可惜，歷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終究讓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張居正死後被他一手培養的皇帝批判，後人也顛沛流離。申時行也不得善終，無法功德圓滿。拋去他們首輔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學的他們，將忠君做到了極致。萬般皆下流，惟有讀書高。如果我是張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還活著，我一定淚流滿面。身為讀書人，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所有讀書人的高傲，和自己嚮往的君子之風，在萬曆皇帝的猜疑中，灰飛煙滅。可是人間再無張居正，人間再無申時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當年暗流不斷的朝堂，更是綿延了幾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萬能的。他清廉、節儉、不畏權貴、不屑與官場的腐敗之風為伍，這是從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結果。他將道德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甚至在判案過程中依舊秉承著道德原則。“他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會失敗，毋庸置疑。這並非是他個人之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而遏制法治的成長髮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極為危險的一種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時說“舉朝之中，皆婦人也。”只會削減他同僚對他的同情。
相對於海瑞，戚繼光這個武將甚至可以說是更明白為官之道。戚繼光有著很高的軍事能力，在當時全國邊防守衛混亂的情況下，他成功組建並訓練了戚家軍，使這支部隊成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後期有才能的武將已經消失殆盡，筆者說，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不似明前期的武將似百花爭奇鬥豔，這個時期，只有戚繼光一枝獨秀了。不得不說，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悍。自古以來就有這麼一句話，文官可亂國，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國。所以每個朝代都在盡力打壓武將的權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國的軍隊，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這句話，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書中對邊界軍隊的描述來看，不知有多少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沒有組織的軍隊後勤補給，可以說邊防的守衛軍，形同虛設。無法想象，這個時期積貧積弱不僅僅是百姓，軍隊也無法避免。
至於哲學家李贄，他不相信衛道士們口中的「存天理，滅人慾」，認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慾是一種很正常的存在，這是實話。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萬萬與他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書生們，似乎是在思想上認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卻不能身體力行。李贄說出了他們不敢承認的真話，卻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問題來源於這個時代與社會，讓他無法從中超脫出來。他的一生都在試圖與整個社會抗爭，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後，自殺在了監獄中，也許，這就是這個封建時代的悲劇。
作者將這一年放進了世界史中，讓人對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有了一個大致的對比。從這一年開始，世界悄然改變，西方書寫了一部大國崛起史。表面上四海昇平的大明，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4
《萬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專門一章描寫海瑞，標題是《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這既是該章的標題，更是黃仁宇先生對海瑞的真實評價。一方面認為海瑞行為處事古怪，與時代發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他是明朝的模範官僚。雖然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但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並犧牲自我的精神，並且自己也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傳統倫理道德。
在我看來，在海瑞的身上體現出了以下的特質：
一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海瑞保持著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極大信仰。始終用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時刻審視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這種強烈地信仰，讓他內心對傳統倫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認為傳統倫理道德是神聖的，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二是言行如一，說到做到。可以說海瑞是傳統倫理道德的實踐者和踐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範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員的俸祿極低，甚至連基本的生活水準有時都難以維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二十兩，甚至不夠殮葬之資。
三是原則性極強，執行規定不打折扣，不論人情事故。回顧海瑞從政二十多年，對成文規定執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縣時，嚴格執行欽差大臣的儉樸規定，致使欽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隸巡撫時，嚴格執行官方限制大戶過多佔有土地的規定，強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階退田十幾萬畝。
四是精細入微的人文關懷和生活閱歷。文章中提到海瑞審理一起因殺人案件。該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來索取欠款，之後與丈夫發生扭打，進而失手將丈夫推入水塘淹死。為掩蓋真相，丈夫的屍體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發前有一朋友極其僕從在他們家住宿，知道這件事後不敢聲張。後經鄰居報官，至此案發。經初審認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謀殺。例如是死者的妻子與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這位客人到達的那天，丈夫突然喪命等等。後經海瑞審查後發現多處疑點，認為此說法從情理上講不通：一則妻子與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決不會如此忍心；二則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為此人的小妾；三則若真有此事，那也應當是參與密謀的人越少越好，為何要牽扯上這位朋友的僕從。正是由於海瑞細緻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無辜的人免受凌遲之苦，也還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體制蒙受冤屈。
自己從檢7年，從事過公訴、監所檢察業務工作，接觸過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員及其家屬等形形色色的人，也從法學生轉變為執法者。自己也在不斷的思考，應具有怎樣的素養才是合格的檢察官。至少從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這種高度自信源於對自己能力的認可，但更重要的是來源於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認可。只有對自己從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對自我價值的充分認可，才會激發我們從事工作的熱情與信心。海瑞作為一個孤獨的鬥士，一個人在踐行著那些紙面上而實際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倫理道德，試想如果沒有強烈的自信，他能堅持下去嗎？或許我們的待遇比不上別人，但並不由此就否定我們工作的崇高性；或許我們日常瑣碎，但並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時刻保持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檢察官作為法律人，作為執法者，應當對法律有著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這樣我們的法治才有前途。這也要求我們要加強對實體法的理解和把握，對程式法的程式自覺和程式自信。當前存在許多執法不規範的問題，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們應當有著堅定的法律信仰，保持著一顆積極向上的心，做到嚴格執法、規範執法。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具備人性執法，以人為本的思維。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們與犯罪分子不是敵我矛盾，在辦案過程中不能簡單地粗暴辦案，應當更多的進行換位思考，用我們的真心去體會犯罪分子，讓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溫情。
一名合格的檢察官，要有良好的職業素能。當今時代，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法律也在不斷變化和修改，作為一名執法者必須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和業務水平，這就要求我們要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能，確保執法過程實現社會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5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於整個歷史發展程序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透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鬱鬱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並未侷限於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曆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曆皇帝屬於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瞭如下圖景:萬曆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徵,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曆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後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瞭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後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於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盪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鑑，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曆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瞭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曆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6
前幾日在書屋看到有人批判黃仁宇，因此興起重讀《萬曆十五年》之念，這幾日讀了兩篇——《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一時有感，記錄下來。
一、人的陰陽
這兩篇中著重講了三個人：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張居正身為帝師、首輔，勵精圖治，整頓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漸有中興氣象，對萬曆皇帝乃至整個皇室以道德標準苛責嚴求，但為推行自己政策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並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諛賄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萬曆視張居正為聖，言聽計從，但隨著萬曆的長大，張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漸看清了張居正的陰陽兩面，失望之餘，張居正被抄家褫職，子孫充軍的充軍，收監的收監，而此後萬曆漸漸認請了文官的兩面性，隱居深宮，形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觀”——皇帝消極怠工，十年不見大臣。繼任的首輔申時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慾與理想，企圖“實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而“蘊藉不立崖異”，調和陰陽，結果卻是心力憔瘁，無功而退。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陰陽兩面，只是有人不願審視內心，不肯承認內心中的“陰”，而借“陽”來苛責他人，而苛責他人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會給社會群體帶來一定的益處，因而也給人以正義之感，而另一方面卻也在滿足著自己的私慾。很多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慾，但不願也沒有勇氣去承認，並且竭力借正義之名掩蓋著私慾，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責別人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另一種人要顯得真誠得多，他們也有私慾，但對自己有著道德的標準，當私慾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被人指責時，沒有勇氣去承認，下意識地為自己尋找理由，自己欺騙著自己，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為自己辯護，並且也竭力讓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確信自己就是沒有私慾的道德堅守者(這種人就像被萬曆認為“訕君詁直”的鄒元標)。
兩種人都不敢正視自己，當然真誠地嚴格地審視自己內心是很難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魯迅、盧梭。
前者有些可憐，乃至可鄙。後者可敬，但迷失自己，並苦不堪言。
二、申時行的委屈
萬曆皇帝因喜歡三子常洛，而想立其為太子，但因廢長立幼遭到眾大臣的反對，無奈之餘，只得宣佈一年後考慮此事，但後又節外生枝，拒絕立儲。眾大臣聯名上奏請萬曆收回成命。這一大規模的抗議引起龍心赫然震怒。
申時行當時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上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由申時行領銜。當其得知皇帝的反應後，立即上一份揭貼，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卻未與聞。皇帝回批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但這揭貼被二輔許國截獲，內容也因此在文官中傳遍。
於是申時行遭到嚴厲的彈劾，說他“遁其詞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萬曆皇帝一開始處罰了這個上奏者，但後繼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他除了辭職以外再無無他可供選擇。
從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來講，申時行確實存在的道德的問題。
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申時行可有委屈?我們來揣測一下申時行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以那些文官的話為真實的，申時行事先知道他們的聯名上奏，並同意了領銜簽名。我們可否作這樣的猜測，他確實認為那些文官的意見是對的，萬曆應該儘快立儲，所以有以上行為。但當他知道皇帝的態度後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可能會帶來朝廷大批官員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後果的。而且由於他們的聯名上奏，任何官員的勸諫都不會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他已經把他們都視為敵人。要能進行有效的勸阻,必須勸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時行是最佳人選。因為他是皇帝的蒙師，即使他身為首輔，也規劃著皇帝的就讀和經筵。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個月都有欽賜禮物給他。萬曆皇帝還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文官的最高的職銜，只是申時行辭不領銜而已。這樣如果申時行能跳出事外,作為旁觀者對萬曆勸諫，消除萬曆心中的怒火，減緩聯名上奏帶來的皇帝的反彈，那對朝廷的安定無疑是很有益的。
我們知道，在一個人暴怒的時候，另一方固執己見，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到底，其結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樣申時行如果站在同僚一邊，和皇帝對抗，那麼孤立無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憤慨，進而一意孤行，以強硬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意圖。到那時,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亂，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無數的史實可以證明。
後來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那個首先發難的官員被降級外調，進而又加重處罰被削職為民，二輔許國也“回籍調養”。立儲之事也僵持著。這樣的結果大概是首輔申時行的無奈辭職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洩氣，所以才只懲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沖天時任性帶來的後果不會如此簡單了事。
但申時行的妥協沒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辭職，雖然萬曆也曾挽留。因為他的威信已掃地以盡，無法作為首輔領導百官了。
申時行一番苦心卻得如此結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幾人能知?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7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裡，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裡，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里，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援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8
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單位的圖書閱覽室看著小孩們整理舊書，《萬曆十五年》被他們當做舊書要拉走，我隨手抽出留了下來。後來斷斷續續翻過一邊，因為之前看過《明朝那些事》，所以書中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人都還能有些印象，人總是容易對熟悉的事物感興趣，翻閱幾頁慢慢覺得很有意思。這次在北京與成都往返的火車上，又慢慢地讀了一遍，漸漸覺得有點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談談自己的感受。
黃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這是讓人對此書頗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談到了這本書，聽了他的一番見解有些豁然開朗的感覺，更覺得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準備再翻一遍，順便把自己的感受寫一寫。
書中第一章是從《萬曆皇帝》開始的，從京官接到不實訊息而開始，一直講到萬曆皇帝下令清查張居正而結束。這裡面的故事都是從歷史的故紙堆裡檢出來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裡面蘊含的卻是意味深長的東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關於萬曆皇帝和張居正，兩人之間的關係是關係歷史的關鍵性因素，張居正生前頗受皇帝信任，從小就在這位老師的教導下成長，登基之後成為元輔的張居正更是皇帝處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後張居正離京前，萬曆皇帝表明心跡稱張先生忠誠上薄雲天，講完後君臣感極而泣。如此的信任與被信任，應該是君臣之間十分美妙的關係，可在6年之後皇帝親自下令抄了這位忠誠上博雲天的張先生的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這裡面的原因諸多，但是有幾點是我想要說的：少年時期的影響，在皇帝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種子。我先舉個例子。有個父親特別喜歡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頭，不管是生活還是學習中出了問題，沒有勸說和引導，有的只有對孩子的打罵。孩子迫於這種威嚴，看見父親總是顯得膽小如鼠而且十分聽話，可就是這個乖巧聽話的孩子，私下裡卻說等到他拳頭夠硬的時候，一定會打回去的。這是一種讓人驚愕的回答，難以置信卻又無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經種下了恨的種子。萬曆皇帝小時候在張先生的教育下讀書學習，稍有不足，便會在先生和母后的威嚴教育下被處罰長跪，有時的這種處罰會長達幾個小時之久。皇帝年方十歲，就在書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績，當他寫完字賞賜給大臣的第二天，張先生就進諫讓他不要再在書法這樣的末節小技上花費時間了，皇帝的日課就取消了書法而只剩經史。皇帝面對這樣的進諫，只能聽從，因為為國大計。從小就被張先生控制著，等到登基以後還是如此，因此那顆種子在皇帝“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優柔寡斷的柔弱印象”的激發下，開始慢慢地生根發芽了。
“表面看來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是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書中這句話說的非常好，有很強的哲理意味。當皇帝決心改變自己的印象時，首先就要擺脫張先生的巨大影響，再加上官僚集團的推波助瀾，張居正這位權傾一時的政治家被炒被沒就只是時間問題了。極點而後必退，人與人之間總是要有個度才好。有一個朋友講到他一段感情時說，那時他是那麼喜歡、那麼在乎那個女孩，就連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時，也要急促促地一連三五個電話告訴她記得帶傘小心被雨淋。事無鉅細的關心，讓女孩覺得要窒息了。後來，當然是以悲劇結束，他以為他那麼愛她，而在別人看來完全是“用力過猛”。張先生把絕大多數精力投放在萬曆身上，從小時候該學什麼、不該學什麼，到後來登基了之後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規定的一清二楚，這種打著為你負責旗號的規定和投入，其實背後還有自己私利的影子，為權為利，最終還是想把別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裡。人最難掌控的就是思想，總會產生對自由的渴望，張先生和那套制度剝奪了萬曆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變相地剝奪了他們生前的平安和死後的安定。
歷史的因果關係，恰恰是歷史的關鍵。我們如果拋開歷史這個重大的課題不談，僅僅談自己這個層面，你發現其實還是一樣的，個人的因果關係也是個人的關鍵。張先生教導皇帝滿口節儉，以至於皇帝沒有錢賞賜宮女，而他自己卻乘坐一頂32人抬著的大轎子，轎子中內分臥室及客室。這樣的言行不一、生活奢華確實讓皇帝動怒不小。所以，事情總有前因後果，看到結果順著往前走總能查出原因，不可能無緣無故就變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時，靜下心來認真找找，你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9
黃仁宇先生寫史手法特別，《萬曆十五年》截取了歷史的一個剖面，讓時間停留在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以該年前後的史事為中心，從描寫一個皇帝和五位官員入手，即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矛盾的哲學家李贄，抽絲剝繭，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史為鑑，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在此，我只想談談讓我感觸較多的兩位人物，萬曆皇帝和戚繼光。
萬曆皇帝朱翊鈞。聰明敏感，早熟，初欲勵精圖治，後日形消極。1572年9歲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後離開人間。
萬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明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承平日久，府庫隨之日見充實，實現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1582年7月，張居正病逝，萬曆18歲，他決心破除對外的柔弱印象，勵精圖治，但恰在此時，他觀看了宮廷內戲班演出的《華嶽賜環記》，戲裡的國君慨嘆地唱著“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時，聰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識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輔張居正的傀儡，而並非大權獨攬的君主，於是從否定張居正提倡的全國耕地丈量開始，揭開反張運動序幕。經張居正事件後，萬曆對一切都持懷疑的態度。
倒張之後，萬曆發現自己的自主之權仍然受到種種約束，自己貴為天子，只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身為皇帝，萬曆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萬曆以自己的聰明，意識到自己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受制於廷臣，文官集團才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斷的應付許多重複事件和不變的禮儀。
在與文官集團抗衡的過程中，萬曆是孤立無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鄭氏陪伴，但因文官們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悒鬱寡歡，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萬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且長達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願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禮儀；不派人遞補出缺的高階職位；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決定，一個官員出任什麼官職，竟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籤。
萬曆，這個孤獨的君主，在認清現實後，無意於做積極有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他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謂的“無為”消極抵抗。
——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將領，卻生逢重文輕武的朝代，在不能改變環境的情況下適應環境，最大限度的發揮才能，一酬壯志，在清算張居正運動中作為前首輔黨羽被參劾，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寂寞和淒涼，後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歷史上除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在這種制度和風氣影響下，“軍戶”徵兵、軍事補給制度嚴重落後，兵源不足、補給不足、裝備落後，“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對於將領的選拔，則認為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後雖有武試，但又重在刀槍弓馬是否嫻熟，筆試只求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武備繼續廢馳，軍事組織不斷衰退。直至16世紀中葉，倭寇以戰術的優勢和武器的精良屢次入侵且長驅直入，文官集團才驚覺這低能的軍事制度將要危及整個帝國以及他們個人的安全，但思變的結果仍只在於選擇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的高階將領，而非改革落後的軍事制度。
在種種落後的情況下，戚繼光著手組織他的新軍，世人稱為“戚家軍”；確立了鐵一般的軍法，即集體負責的“連坐法”；戰術上注重協同配合，研習“鴛鴦陣”。終其一生，戚繼光以鴛鴦陣法作為主要戰術，這並非由於他因循守舊，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難以觸動整個國家體制。戚繼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曾經提出讓戰術全面現代化的建議，但這些有益的建議因涉及軍事制度改革而及於政治未被採納，因而壯志未酬，齎恨以歿。戚繼光選擇腳踏實地，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戚家軍的勝利記錄無出其右，從未在戰鬥中被倭寇擊潰。戚繼光的軍事天才囿於現實並未得到完全發揮，但他接受現實，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一切只為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裡發揮作用保家衛國。“在抗倭戰爭中功績最為卓著的戚繼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的天才的將領。他所以獲得成功的要點，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理想的實現，除個人的努力外，還須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外因，就算貴為帝王將相，胸中宏願也有得不到現實回應的時候。在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退一步不失為一種良策，與其抱怨，不如盡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斷向自己的目標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裝齊備，不是所有的堅持都值得稱頌，有的妥協同樣值得敬仰，當然這得看動機和目的，譬如萬曆皇帝的妥協，可悲可嘆！戚繼光的妥協，可敬可佩！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0
教師節這天，(3)班的同學送了這本《萬曆十五年》給我。在表示感謝之餘，也不禁啞然失笑。看來《明朝那些事》不僅影響了我，還影響了他們。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書完整記錄了整個明朝歷史，而《萬曆十五年》只是選擇了歷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張居正的死亡，戚繼光被貶等，這些事情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帝國未來的走勢。當然這些史實，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記載，而且“當年明月”更是將其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
因此，《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並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趣，基本上都是上廁所的時候斷斷續續看完的。
拋開人物、故事不談，只談一些對於明朝的文官集團的認識。關於這一點，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過當時只是簡單地表達而己。因此，我準備在這篇讀後感中，儘可能地展開關於這一點的討論。
萬曆多年不理朝政，與只關注練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極少數的大事，比如戰爭，除了極少數的人，比如當時的首輔申行時，能夠見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時間，那個龍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經很早就廢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無回，甚至大臣的請辭也是杳無音訊。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正是因為萬曆驕奢淫侈才最終導致了後來的宦官專權、民不聊生。這種解讀非常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歷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這一切的出現跟我們正史所歌頌的文官集團有著莫大的關聯。
萬曆剛上任時，還是一個非常有抱負的有為青年。比如，定期出席各種名目眾多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活動，甚至從皇宮步行至天壇求雨等。總的來說，前一階段的萬曆還是非常符合聖明君主的要求的。那麼，是什麼讓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青年變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當時的文官集團。
當時的帝國己經形成了成熟穩固的文官集團，如果說皇帝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那麼，文官集團就是實際的權力操控者。這些文官深受“聖人”教導，並對這些信念堅定不移，希望以此來影響皇帝、改造社會。因此，縱觀明朝整個歷史，無論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還是有為的朱棣，或是碌碌無為的，讓我記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與文官集團的搏弈中度過一生的。換而言之，文官集團決不是對皇帝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無用之輩，即使在很多情況下，皇帝可以動用最高權力，對違揹他的意志的文官進行懲罰，但是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團，皇帝很多時候卻是感覺無能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萬曆本想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但這一決定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自古以來，太子都是立長不立幼。於是，圍繞立太子一事，萬曆跟文官展開了鬥智鬥勇的較量，誰也不肯讓步。
這讓萬曆非常惱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張居正的輔佐，絕大多數時候，他扮演的並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學生的角色。該做什麼，怎麼做，一切由張居正來決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親重修宮殿，以表孝心，但張居正以“己經很豪華”、“聖上應體恤民心”為由拒絕;再比如，皇帝練字練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時，張居正說，“聖上的字己經練得很好的，從今以後，應該做些國事”，一句話，皇帝的這點愛好被剝奪了。
好不容易，張居正死了。萬曆長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權力，就在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突然發現，他依然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做事，文官集團總是要求他按照他們的想法來成君成聖，而不是聽從他的命令來做事。換而言之，萬曆想做一個有實權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團卻只需要一個象徵性地君主。萬曆曾抗爭過，先是軟的，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但是他發現，他可以很輕易地幹掉一個人，但是卻幹不掉這個集團。
以言官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這些言官，輕則彈劾同為人臣的官僚，重則斥責皇帝。比如，萬曆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出席早朝時，就有言官上疏，說“皇帝身體不適，但是後宮卻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檢點。萬曆一怒之下，當然重責了該言官，但是該言官卻因此獲得了“因直獲罪”的美名，以至於後來很多言官紛紛效仿，即使被罷、被貶，甚至被殺，卻依然阻擋不了指責皇帝的浪潮。
到最後，萬曆累了、厭倦了。他既然無力戰勝文官集團，就乾脆放棄吧。於是，他開始拒絕早朝，拒絕出席各項重大的禮儀活動，拒絕接見大臣。皇帝的這一做法，當然引起了文官們的集體反彈，他們紛紛上書，直指皇帝懶散，甚至說，如果這樣下去，將會國之不國，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摺即使講得字字見血，堆得比天還高，這個時候的萬曆己經懶得批一個字了，也懶得反駁，也懶得打回，任由大臣去罵去折騰，他祭出了“無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這麼耗著，帝國也依然有條不紊地轉著。只是1578這一年，張居正死了，社會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時回老家了，內閣裡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繼光被罷免了，東南的倭寇又開始猖狂了。這一切，預示著大明帝國己經出現了覆滅的跡象。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1
《萬曆十五年》是一出悲劇。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掙扎，但迫於環境，他們最終一一失敗。失敗的不是他們，是明朝，是時代，是萬曆十五年的所有人。
這場悲劇的核心，在於朱元璋的頂層設計能力太差，沒有靠譜的治國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後淪落到以德治國。小時候看古裝電視劇總覺得裡面的事情都沒法理解。
大臣們為啥因為皇帝立誰當皇后、當太子，吵得不可開交，以死相逼？大臣們為啥成天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吵來吵去？為什麼倭寇這種東拼西湊的強盜幫，能對明朝造成那麼大損害？為什麼當官的人一定得四書五經，文章寫的好？不應該考察管理能力什麼的麼？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國方略，德是行政依據，德是文官集團的底盤。德是治國方略。皇帝就必須成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種卵用沒有，純粹作為象徵意義的活動，以此來強調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團會嚴密的監督他，因為皇帝有德，政權的合法性才能穩定，文官才能高枕無憂，這是文官集團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據。因為這個國家太大了，由無數個農村組成，國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認真去判斷，成本極高，文官集團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規則極其簡單的德來判斷。所謂大道至簡嘛。
德是文官集團的底盤。既然是以德治國，官員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長袖冠衣，三濾長鬚，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經典形象，至於能力，不重要。整個文官集團，基於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繫結在一起，這就叫底盤。
在這個框架裡，最開心的是文官集團，他們也是國家真正的主人。
對上，他們嚴格要求皇帝。不能有絲毫自身的特點、私信、個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對外，他們打壓武將集團。因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穩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出了亂子，本身就是無德的表現，那武將的平亂，又有什麼可值得誇耀的？再說，文官要求德行，武館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對下，他們基於「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時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錯。窮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錯。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錯。對事實的考量？他們才不在意呢！
對內，他們組成一個個利益集團，相互間爭鬥的極其厲害。幾乎每一次朝堂上的爭端，或者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被用來黨同伐異，維護自身利益。對自己，他們表面標榜道德，背地裡極盡私慾。即使比較清廉的官，也覺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應當。在這個以德治國的框架裡，你會發現，一切都解釋通了。
大臣們為皇帝立誰當皇后、當太子，吵得不可開交。是因為皇帝違反了立長的道德規則，而違反道德，就會觸動統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們成天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吵來吵去，表面是為了小事，實際是為了剷除異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都是利益。
倭寇這種東拼西湊的強盜幫，能對明朝造成那麼大損害。是因為武將被打壓的過於厲害，軍事極端不受重視。當官的人一定得四書五經，文章寫的好，而不應該考察管理能力。因為以德治國，官員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這個詭異、崩壞，江河日下的系統裡，很多人在做著自己的反抗。萬曆和正德發現文官集團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極盡私慾的真相，決定不再合作，一個不上朝，一個成天出去打仗。
張居正想要中興明朝，整頓稅收，大權獨攬時尚能推動少量地區執行，卻觸動了文官集團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復原樣，自己也身敗名裂。申時行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不再強力推動，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協調各方利益的情況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補，還被文官集團罵道德不夠。海瑞選擇相信德，過的一貧如洗。但受時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據德，而非法律。同時他太扎眼，為整個文官集團所不容。
戚繼光非常現實，從小兵用的武器、戰術，到治軍方略，戰略戰術，都按照實際情況來。該送禮送禮，該送美女送美女。即使這樣，在他的靠山張居正倒臺後，他也被迅速罷官。
李贄的悲劇，不在於最後的自殺，而在於他從來沒有圓融一體，自身思想前後矛盾。他希望能彌合文官集團的私慾和道德，這幾乎不可能。「萬曆十五年」裡的每個人，就這樣在激盪和反抗中走完了一聲，迎來最終的大失敗。以上，是這本書帶給我們的框架。這個框架不僅能幫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問題，很多在當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喚法制。一堆人對封禁咪蒙彈冠相慶，缺又對另一些封禁的內容扼腕嘆息。德治的弊病，思維的慣性，早已延續了幾百年。
而這本書帶來的方法論，則是大歷史觀。歷史裡的八卦，個人的命運，各種奇聞異事，懸案迷蹤，都並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長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歷史脈絡。觀察不妨細緻，格局卻要宏觀。這句話，是對《萬曆十五年》最好的註腳。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2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3
記得上大學時“國學”興盛，有一次在圖書館無意中翻到《萬曆十五年》時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萬曆十五年這發生的看似瑣碎的事情作為線索展開敘述，全面展示了明代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裡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個人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中國幾乎停滯不前，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遊牧民族的節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沒的邊緣，落日餘輝，敗落已經是無可逆轉的事了。
作者選擇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們看起來都認識到了帝國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出現的問題，也曾滿腔熱情試圖扭轉帝國的命運。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傳統，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追求來說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全書第一章從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和聰穎好學寫起，他卻最終清算了自己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一切祖訓和舊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能決定國家的方向。第二章，繼任首輔申時行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勸和，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這種過於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國家發展陷於停滯。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群臣互不相讓，在認識到無法實現個人意志後，對朝廷官員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群臣，活著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敘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作者認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明朝晚期的癥結所在，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官僚組織鬆散，導致國家實力空虛，而微薄的薪水又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讀完全書，有種深深的壓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結論是：精神解放重於一切，革新才能引導潮流，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今天，國家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政治改革、醫療教育、廉政建設等等，有人得過且過，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十八大號召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學習國內外先進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務實，勤儉節約，不說空話，勵志創新，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下，重塑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又不是西方簡單照搬，而是一個自信自強開放創新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不斷改革中，產生於對民生問題的不斷解決中，或許，這就是實現“中國夢”的努力方向。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4
《萬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頭讀完《明朝那些事》之後又一本關於中國階段歷史的描述，由於習慣性失眠，書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為深夜的躁動而隨風去了，但也卻有一部分隨著可吸入顆粒物一齊沉澱到了我的血液裡。
我驚詫，此書中許多人物身上，竟都有當今現實社會的影子。
若將萬曆兒時看做我們的當代，他原本聰明敏感、樂於上進，也以往勵精圖治、喜歡讀書，他本不是暮氣沉沉、消極厭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為臣僚的教師或家長，從不曾將他當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確切的說是有尊嚴的獨立個體來看待，同樣也像像我們的學生時代，很多時候被當成了學習的機器，原本活潑好動、樂於思考，最終卻極度厭學。諸如參加完升學考，要將書本剪碎或早上依舊習慣的坐在寫字檯前卻不明白該幹什麼。所以，萬曆皇帝作為學生，臣僚做為教師，最大的失敗之處，是大臣們剝奪了萬曆作為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應有的個性、思想和活力。
張居正不讓他練習書法，申時行不讓他練兵，所有人都不讓他立三皇子為太子，甚至與他生前形影不離的愛妃都不能與自我埋在一個墳墓裡。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著皇上，又有什麼趣味？但他畢竟是皇上，依然擁有無盡的奢華和整個國家，而當今社會我們的悲哀何至於此。
張居正作為首輔原先言行不一，到我們看見了太多人士的虛偽。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黑二代。這個社會原先已經並正在真正屬於這些有錢有勢有權和不要命的，“學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蔥”的現象難免出現。
我一向感覺，張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國富民強的，他僅僅是一個有缺點的聰明的剛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說，“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實，“難養”的豈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觸久了，都難免“不遜”起來，皇帝如此，張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也難免如此。事實擺在眼前，改變雖不及萬難卻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種善的種子，也時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會產生某些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缺點，學習如何體諒並選擇，哪些是我們應當學習的，那些是“見不善而內自省”的，現實無奈與社會種種幽暗的側面，但卻必須允許這些幽暗的存在，因為他畢竟是“豐富多彩”這個詞的重要部分。
應對如次、遇到問題、唯有進取想辦法，努力讓自我多一些才能，開闊些眼界，理清些思緒。而決不能消極怠工，心灰意冷。充滿期望才能使我們歡樂生活。
——我們無奈於幽暗，也儘量做到讓幽暗無奈於我。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5
統觀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是採取傳記體鋪敘方式展開了對明朝萬曆年間的六位重要歷史人物故事的描述，這些人物包括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以及李贄。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在黃仁宇先生的筆下，這些人物都個性鮮明。之所以以他們為故事主線，大概是因為他們在明朝歷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他們在歷史長河中又顯得是那麼渺小，在時代面前他們都是芸芸眾生，自身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被限定了發展軌道，他們試圖打破它，卻發現到頭來一場空，因為所有人都被時代裹挾著前行。
萬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實際上，從這年起，王朝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了。或者並不應該這麼說，應該說王朝的覆滅已經註定了，而只是從那時起，端倪更明顯罷了。
本書中提到了歷史的慣性。在我看來，萬曆年間的各種事務都可以用它來解釋。從明朝建立起到萬曆年間，它已經經歷了二百多年以四書中的道德作為最高意識形態的日子。換句話說，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為最高指導的思想綁架了明朝。及至萬曆年間，明朝的發展方向已經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變的了，萬曆皇帝的“罷工”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而萬曆皇帝因為立儲問題與群臣鬧矛盾，消極怠工長達三十年。而帝國統治機器依然正常運轉，居然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
萬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個時代的中心，是那段歷史的主宰者，因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權。然而事實上，他是最可憐的人，他所處的時代是文官集團勢力龐大的時代，他所處的時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學深刻影響的時代，所以他有“人慾”則不達，一是受文官集團勢力的牽制，二是受他內心思想的羈絆。他當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樣，不顧名聲為所欲為，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從小所有的教育與文官集團集體認同的道德標準如出一轍，這些從始至終束縛著他。他試圖打破這個無形的牢籠，以至於在張居正死後要那般絕情的清算他，但最後這種種在後人看來竟像個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氣而已，這種報復行為對於他自身獲得真正的自由沒有任何裨益。身為皇帝又怎樣，時代決定了他的命運。
時代的潮流是難以改變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跟隨著它，發揮自己的力量。有志向有抱負的人，理應懂得如何與時代相處。但凡聯絡一下過往的歷史，我們可得知，唯有符合大勢所趨、站在時代風口上的人與事，才可成事、做人。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6
我還太年少，從這紙業中厚重的歷史，只窺得一些野心，聞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見解，今與諸君一談。
縱觀萬曆年間，其實有許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為何萬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業業，後期卻廢於朝政？為何一代首輔張居正有權衡陰陽之術，卻在死後身敗名裂？為何向來寬厚的申時行， 卻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謎團可以在黃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釋。
黃仁宇先生在本書中提到了人有陰陽兩面，於萬曆皇帝而言，陽面在他創業伊始最為凸顯，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廟祖，慶元旦，賞端午，他接見外國使臣和謝職對修著有功勳的官員，毛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中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然而於陰的一面，身為皇帝，他不能大刀闊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愛女人鄭氏的兒子為太子，不能出去遊玩，他只能透過不上朝儘量不與官員往來這種消極的行動做最後的掙扎，這是他無聲的吶喊，也是他最後的反抗。他的一生對陰陽失衡的問題都沒有做出解答。而於首府張居正，陰陽對比則更為明顯。於煬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沒不香了，長鬚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橫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儀表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頗閤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餘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張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滿的人，已經用不著他親自出面，則自有其他的內外官員對此人投井下石，以此來討好首輔。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難以直視。其實權衡這兩面最重要的關係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萬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薰陶中，方可置身於朝堂，而不注重於後宮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視朱子為信仰，萬眾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會那般的頹壞。政策的實施實施後的成敗，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勿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人不過是空中閣樓。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7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作者認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雖然當時國力強盛，但已經開始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的原因。
有評論說：它是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作儒生們，是怎樣作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裡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屈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裡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里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鑑，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裡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
通讀下來，戚繼光給我的印象最深。後來又讀了有關戚繼光的其它史料，感覺戚繼光雖是個偉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並非剛正不阿，也懼內，也和當朝首輔張居正拉關係。總之，人無完人。英雄也是一個平常的人。
歷史是一面銅鏡，但遺憾的是，歷史在不斷地重演著，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8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史學界地位頗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樣訴說著單一歷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現代口吻調侃過去，它透過萬曆十五年這一看似平淡歷史年份為支撐點，從各色人物悲劇結局，梳理當朝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會沒落的制度、體制原因。曾經平面的歷史人物，透過閱讀此書之後變得立體而豐滿：閱讀之前，我以為萬曆不過是個懶惰至極的昏君，但縱觀全書後，我懂得萬曆消極怠工的背後有他皇權與禮教抗爭的無奈；閱讀之前，張居正被視為雄心滿懷勵精圖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後，也有著與整個文官集團不合時宜的矛盾；閱讀之前，我以為首輔申時行不過是個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過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權衡；閱讀之前，我以為海瑞是位模範的“青天大老爺”，但剝去個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憤青般的悲哀……
中華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莊老，為何到淪落至今卻成為餘秋雨口中的“無信仰、無道德、無感恩”國人素質？也許，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撥開歷史迷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歷朝歷代，透過龐大的文官集團，來統治全國。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裡的官員，則會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彷彿海瑞，成為了文官集團的標籤，每個人仰望著他，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著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裡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著紙筆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大量史籍的中國人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歷史的啟迪，讀史以明志，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不走禮與法的脫節，體制與道德相脫離的老路，值得探究與考量。從微觀說，確立“法”的思想、樹立“法治”觀念，擺脫人情因素或許是公務員工作的基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度理念貫穿於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9
這是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某年首先在美國出版，並多次重印。我是在閱讀了王小波的“不新的《萬曆十五年》”一文後，才上網購得此書閱讀的。在讀書中，透過書裡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書來讀，這種是我自稱為“順藤摸瓜”讀書法。由於這個讀書法，我最近重點購買了一些“讀書筆記”類的書籍來閱讀。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歷史學範疇的書。在我的讀書目錄裡，應該是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三類為主。在閱讀一個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閱讀他的傳記或者簡介，這樣，才會對作者寫作的立場、背景、動因等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有利於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個也是我自稱為“摸清背景”的第二個讀書法。由於這第二個讀書法，我也購買了比較多的人物傳記來閱讀。
透過讀書，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讀書方法和閱讀書目體系。
再來談談《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吧。全書以萬曆十五年(公元某年)為歷史時間的橫斷面，然後講述了與這個橫斷面有關的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曆)、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範官僚(海瑞)、一個傑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後，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某年，即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所以，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
讀了這本書後，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就是我們現在一再提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我們民族歷史那個階段、那種機制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在當今列強環伺的國際形勢下提出“復興”的口號?如果說中國的漢唐盛世值得我們後人“復興”，那麼，萬曆十五年的悲劇，不是由漢唐而來的嗎?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0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但是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敘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裡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發奮，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取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取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敘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發奮，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說都是失敗的。正因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群眾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裡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發奮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留意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理解。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群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處，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證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群臣，活著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敘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應對混亂的現狀期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發奮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正因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留意謹慎地持續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刻而已。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1
萬曆皇帝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時代，那個時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樣的能臣，也有象嚴嵩那樣的奸佞小人。有人說：萬曆一朝是明朝盛與衰的轉折點。而我讀了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後對這段歷史有了新的感悟
萬曆是個聰明人，他明白，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碌碌無為的昏君，明朝的衰敗已經無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無法實施，於是，他徹底絕望了。他把國家大事都交給沈士行，在他的世界裡，只有鄭貴妃能夠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這四十年中，中國渡過了一段極為黑暗的時期，這也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其實，我覺得，即便萬曆皇帝知道了這些也不應該對朝政放棄不管。因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個好皇帝，那樣即便明朝後來滅亡了，後世的人也不會怪罪他，因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會滅亡的。其實，萬曆皇帝本來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只不過沒了張居正，有了鄭貴妃，萬曆皇帝就整天與鄭貴妃享樂，幾十年都不上朝，萬曆皇帝就完全墮落了。
《萬曆十五年》一書使我從另一個角度瞭解了歷史。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2
最近認真把《萬曆十五年》一遍，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通俗好讀，又能啟發思考。
開啟這本書，沒有枯燥的圖表，沒有複雜的歷史陳述，而是把萬曆、張居正、海瑞、戚繼光這些歷史人物的故事，講得像普通人一樣生動、豐富，觸控得到。這些人裡，張居正可能是最讓人“心疼”的那個。他能力出眾、志向遠大，努力糾正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在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窮其一生，卻根本無法逆轉這個國家衰落的趨勢。在時代的浪潮下，人總是無奈而被動的。萬曆十五年，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卻藏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裡，難以明言的種種奧秘！
此書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紹一個人物，以每個人物來反映這段歷史；它從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人的角度來寫的。反映當時從皇帝、首輔、地方官員、將軍、哲學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從這些朝廷中各種人中，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陽早已成夕陽，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從軍事上來說，戚繼光——這個孤獨的將領，帶領戚家軍平倭寇之後，並沒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許是因為明朝的重文輕武，導致戚繼光在此後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沒有得到什麼重視，而後軍事掌控於庸才之手，軍事力量也逐漸下滑，到了努爾哈赤起兵之時，明朝的軍事力量早已成為不堪一擊的“紙老虎”了。再加上朝中無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滿族的鐵騎埋沒。而從統治階級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風邪氣盛行，一些忠義之臣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逝。像這樣的朝廷難道還能長治久安？只能等著滅亡了。而萬曆十五年，恰恰為此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這本書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極力想說的觀點：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
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為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裡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才會和諧。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儒與法”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這本書閱畢，有一種憤慨之情，熱血噴張的感受，與對世道蒼涼的哀嘆，歷史的確有它的魅力啊！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3
記得在上高中的時候語文老師就向我們推薦過《萬曆十五年》，還給我們講過許多首輔張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好好來品讀一番，實在是可惜，終於藉此機會我能好好的來體會一下其中的韻味，並榮幸的發表一下我對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不禁讓我感到一絲疑惑，“無關緊要的一年”？那又為什麼還要寫它呢？帶著這絲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這才讓我意識到萬曆十五年並不是簡簡單單，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話來說是“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里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可能是帶著對高中語文老師所說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對我推薦過這本“好書” ，導致我對這本書的期望很高，但是與之相反的是我讀起這本書來味同嚼蠟，好不容易硬著頭皮讀完了，卻不以為然，對網路上對這本書清一色的好評也無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贊成金庸先生對《萬曆十五年》的評價，認為這本書其實並沒有世人所認為的那樣好。
《萬曆十五年》，它選擇萬曆十五年來代表中國製度上落後於歐洲，說主因是中國不以數字來管理國家。但其實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去世還不過五年，張居正的善政還沒有遭到敗壞，以萬曆十五年的中國來和歐洲先進國家相比，中國還遠遠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大城市遠比倫敦、巴黎要更加衛生、乾淨和先進。
中國當時的主要缺點不是不用數字來管理國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權、君主權威至上的中國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絕對專制），張居正重視“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統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國這樣的大國。他注重“循名責實”，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大致上便是“實事求是”。《張居正》雖是小說，但在我看來比《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學術文章，更加真實，更加接近事實。
黃仁宇先生的“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論，則隱隱包含著“歷史命定”、“必然趨勢”的意味。如此一來，歷史上的所有罪惡，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難，似乎都可以淹沒在這個“合理性”中，忽略不計。 讀了整本書，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國就那2萬多官員和皇帝是活物，他們按照先哲的指示，決定著國家乃至民族的未來，其他的行屍走肉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現實影響力了——這絕不是象我這樣一個接受馬列毛史觀的人說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現代的雙重中心論評判古代中國，認為古代史既已先驗地指向近代中國的失敗結局，所以凡事無不荒謬；但是他又以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意志論觀察現代中國，相信現代史最終必將指向未來“數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無不合理。前一種思路認為歷史無處不錯，後一種思路又認為歷史處處不錯，前後相互矛盾，按照後一種思路，凡是發生過的歷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國的制度為什麼就不合理呢？一種延續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況近代西方文明也不過才崛起數百年，而且黃先生一再強調從技術而非道德角度看歷史，但我覺得他的錯誤其實不在於不講道德，而在於不懂得講技術，看上去解釋了一切，實則說了等於沒說。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臺灣學者江政寬所說的“他以敘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的歷史書寫主流之外，為我們鋪陳了一條探究歷史的可能道路，而這也是當前中文歷史書寫裡最為欠缺的。”總而言之，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以上僅為個人觀點。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4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秘；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裡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並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說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之後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我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我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著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著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5
《萬曆十五年》經過記錄在16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萬曆年間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亂，反映了當時社會，高階官員的悲慘人生。
本書用作者自我的話來說，能夠算是“大失敗的總記錄”，萬曆皇帝、元輔張居正、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這六個人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書中側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並非個人原因能夠解釋，而是“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種以傳統道德治理國家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導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明朝採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並不著眼於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一樣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一樣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一樣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樣。《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裡卻幹著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我的私慾。
還有兩個人的比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比較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能夠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進取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書中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能夠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研究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佔據著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能夠用於治國，孝能夠上升為忠。觀其《萬曆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能夠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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