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學生讀書筆記
一、回望過去：事實與歷史事實
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歐洲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廢墟之上，終於對歷史進行廣泛而深刻的再認識。曾經被視為堅固的歷史事實被諸多的個體的目光與話語粉碎，啟蒙之後對於社會進步的堅實信仰被連天炮火所擊垮，第三世界的崛起也讓曾自認中心的人們聽到了更多來自他方的聲音——歷史開始鬆動，歷史遭遇懷疑。
本書的起點即發問“歷史是什麼”，更重要的是，這一發問來自20世紀中葉，歷史作為一個不被懷疑的學科已經經歷了長久的時日，是什麼力量動搖了人們對歷史學科研究物件的信念呢？
19世紀是一個“事實”至高無上的時代。30年代蘭克提出歷史學家的使命是“僅僅如實地說明歷史而已”，已然確立了以歷史為物件、以如實為原則、以說明為方法的歷史學家的工作。他將歷史作為一種記錄的物件，一些客觀事實的組成，在三代西歐歷史學家的繼承之下，歷史成為了一些記載事實的材料，它們彷彿具有“真”的最高權威，以至於這些信奉實證主義的學者們可以埋首其中，而忽略“事實”這一概念所潛藏的某些危險。故而要回答歷史是什麼，需要確立其物件“事實”在這一學科中的意涵，以及“事實”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係。
在卡爾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史學理論在19至20世紀發生的轉向。發生過的、確定的事實像考古地層般累計成為綿延的歷史，而歷史的研究者則從文獻、物質材料中收集事實。這是有證據且不容辯駁、不可更改的部分。但問題在於，怎樣的事實會被歷史學家收集並加工、書寫，進行解釋？“事實”這一詞彙則從日常生活的經驗領域變成歷史學科重新定義的術語，在歷史書寫中，“事實”不再是無差別發生的事件，而是被歷史學家挑選出的事件。卡爾以1850年在斯塔里布裡奇·威克斯發生的一起案件為例，說明屬於過去的事實經過何種作用才可能從“非歷史事實”向“歷史事實”轉變。這一說明首先就說明了歷史事實並非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經過一系列過程最終形成的。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也不是任何一個普通人，正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將目光投向過往的事實，選擇哪些是值得記錄的，是應該透過闡釋建立起事件之間聯絡的。而每一代歷史學家作為個體都屬於自身所處的時代，這些回望的目光也在時間作用下層層累積，逐漸塑造出一條條理清晰的線索，以供今人完成對“歷史”的認知。
當事實成為歷史事實，必然經受了曾經屬於當下、與現今而言也屬於過去的諸多判斷，我們已無法挽回地失去了那些跌落於非歷史事實深淵的過往，又以前人留有的編年材料、那些龐然現實中的某些特定塊面，試圖對過去形成一種完整的認知。
總而言之，當人們以佔有材料的方式瞭解歷史、談論歷史時，從來都不是完全的、純粹的`事實，歷史事實總是經過了書寫者的折射，從過去折返至今。
二、回應當下：歷史與歷史學家
卡爾對歷史的論述中，關鍵的一環是從歷史學家入手。“19世紀的歷史觀是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在這天真的年代裡，事實本身具有著“真”的至高權威，而意義將在事實的累積中自然顯現；而20世紀，歷史學家已經不得不自問研究物件究竟從何而來，歷史學家進入到自身的研究視野中。在從“事實”到“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歷史學家起到了篩選、並以群體的方式賦予某些事實進入“歷史事實”的資格。從這一角度來看，卡爾在此書中討論的歷史，並非僅僅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包括了所有事實的無限可能性，而是指人們實際上可以認知到的那一部分，被編篡、被書寫、並達成一定程度共識代代相傳的有組織的事實。如果說事實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應該具備了事實的精確性，但同時也包含了歷史學家作為主體對它產生的作用，包括挑選、評價、尋找因果、賦予其意義。
故而卡爾提出在閱讀歷史學家的著作時，讀者首先要研究作者及其所處的時代，正是這一群研究事實的人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塑造出了歷史與非歷史事實之間的界限。“事實”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區分已然驅除了19世紀學科體系之下歷史所具有的客觀性，當人們意識到歷史來自於人主觀作用下的書寫後，難免會走入一種虛無的境地，在多種聲音之下人們永遠不可能完全抵達歷史真實的彼岸。為了避免此種極端狀況，卡爾重新疏理歷史與歷史學家之間的關係。縱然歷史事實並非全然客觀，但也不是主觀臆造，它的存在正如堅硬的果核，包裹在多樣化的解釋之下。歷史學家面對同樣的事實，基於自身的時代與立場闡發自身的認識。面對歷史與歷史學家之間纏繞的關係，卡爾做出如此回答：“歷史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
以上的討論在使用歷史事實和歷史學家這兩個概念時，都以一種個體化的面貌出現。我們已經意識到了主觀性在歷史學科中產生的作用，那麼歷史學家作為更廣闊的群體，歷史書寫作為總和，接下來所面臨的問題即是“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中，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所佔的比重各是多少”？
當我們談論歷史的時候，很容易想到諸多偉人的名字，他們超乎常人的魄力似乎對世界格局、歷史程序產生了神話般的影響。譬如“沒有…就沒有…”，“如果…不曾發生，那麼…”之類的句式往往出現在普通人對歷史事件的回顧中。個人英雄主義之下的歷史書寫，往往逃避掉了每一個自稱“束手無策”的普通人的責任。不可否認時代的偉人對形塑後世生活所產生的重要作用，但歷史事實儘管以某些人為主角，但它終歸是社會的產物。卡爾反對將個人與社會對立的觀點，他認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英雄人物“既是歷史程序的產物，也是歷史程序的推動者，他既是社會力量的代表，也是社會力量的創造者，這些社會力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也改變了人類的思想”。他們的力量，既來自於自身所處的社會具有的趨向，也來自於他們使用這種力量改變世介面貌之後，人們的回望。在美術史上，更為生動的例子，是1908年的塞尚比1907年他逝世時更為有名，因為畢加索的創作完全改變了人們觀看與理解塞尚作品的方式。
在第一章的末尾，卡爾回答了“歷史是什麼”的問題，那麼第二章，他回答了“歷史的意義/功用是什麼”：“我們只有根據現在，才能理解過去；我們也只有藉助過去，才能理解現在。士人能夠理解過去的社會，士人能夠增加把握當今社會的力量，便是歷史的雙重功能。
三、通向未來的漫談
“歷史·科學·道德”、“歷史中的因果關係”兩章建立在前述歷史哲學的基礎上，圍繞歷史學家的工作準則展開。“作為進步的歷史”一章中，卡爾對歷史進步抱有樂觀態度，人即便在時間與空間上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進步是不連續的，進步的力量或許在一個地方消失，後來又會在另一個地方恢復，但總而言之，是在曲折中不斷進步的。另一方面則是對歷史學科的關注，在他的論述中，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歷史總是伴著時代的呼吸，因而必然是連綿行進的。歷史學家秉持著對“我們自何處來”的信念，理解過去對當下的意義，故而在時間中聯絡起“我們往何處去”的信念，當我們關注自身在過去所取得的成就、所獲得的進步時，潛在地意味著我們抱持著對“未來美好”的預設。“擴充套件中的視野”一章則對於20世紀世介面貌的改變，以西歐為中心的歷史學家們需要注意，歷史已經變成了全球史，各個地區共同參與到歷史的回應與構建中。
本書基本上總結了19世紀至20世紀50年代史學理論的轉向，卡爾在反思“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的同時，將人們面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相勾連，構成一套完整的關於歷史客觀性、主觀性與其研究意義的理論。
類似的史學理論轉向同樣發生在藝術史的書寫中，在George Kubler出版於1962年的美術史論著作《時間的形狀》(The shape of Time)中曾這樣比喻歷史的形成：
Many historical events, like astronomical bodies, also occur long before they appear, such as secret treaties;aide-mémoires, or important works of art made for ruling personages.
卡爾代表了20世紀這一充滿動盪的年代人們對歷史及歷史學的反思，藉由他展現出的史學視野，或許可以回答更多屬於20世紀初的問題。仍以藝術史中個案為例，對於20世紀初當代藝術家頻繁模仿古代大師，試圖重返那個充滿靈光的年代，似乎能從此書中開啟新的入口。譬如畢加索在1957年，他76歲時曾著手創作《戲仿“宮娥”》（共58幅）一系列影象模仿西班牙宮廷畫家委拉斯開茲(DiegoVelasquez,1599-1660)最著名的作品《宮娥》(LasMeninas)，而在畢加索1923年的訪談中，就已經談論到自己對歷史、當下與未來之的關係的認識：“於我而言，藝術史並不存在過去與未來之說，如果一件作品無法在每一個當下生存，它也許從未真正在藝術史上存在過。古希臘與古埃及的藝術作品以及其他大師前輩的作品都在另一個時空存在著，而不是真正藝術史的過往，也許它正是在當下更具有存在感——比任何時候都是。”
世界局勢的驟變影響到的不僅僅是理論的轉向，藉由卡爾的立場我們或許可以帶有那種“富有想象的理解力”去感受畢加索在1960年的普拉多美術館看到創作於1656年《宮娥》原作時的場景：他所面對的是已經脫離自身生產語境的、處於“已完成”狀態的《宮娥》：畫面的色彩、構圖、光線、每一個元素已然靜止不動，成為唯一確知的事實；原作者的意圖被層層掩蓋，甚至難以辨清畫面上留給我們的究竟是有意留下的線索還是無意為之的迷惑選項。畢加索和任何一位處於原作之後的觀眾一樣，並不比任何人知道的更多，也未曾佔有過更多資料。他的《戲仿“宮娥”》系列，讓成為過去的歷史直指當下存在的意義，重新召回西班牙民族在歐洲大地上游離的靈魂，重塑起當代“民族藝術大師”形象，以對經典“再發掘”的方式，剝離了時間帶來的層層迷霧，消解過往之於現在的某種魔力。
而時至今日，當藝術史家再回望畢加索的戲仿，當我的寫作重新召回這段歷史，這件對於創作者而言的未完成作品在今人的眼中同樣成為了不可變更、不可改動的存在。對歷史名作的戲仿或是挪用，重新構建了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今人再一次回望藝術史，掌握畫面“真”的權威的創作者早已遠去，畢加索與委拉斯開茲的《宮娥》都離開自身生產的語境來到當下，我們站在了曾經畢加索觀看委拉斯開茲的位置，凝視畢加索半世紀之前的作品。委拉斯開茲以一種傑出的力量讓他的觀眾進入到一個真實的空間當中，畢加索則希望透過他的挪用與變形，讓他與觀者對於當下的存在有一個新的認識：龐雜的事實是我們不可追回的真相，歷史效用是縱覽過往可感知的變遷歷程，而歷史意義則屬於每一個處於當下、回望歷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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