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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淺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央一號檔案連續14年聚焦“三農”,今年鎖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跟以往相比,這份沉甸甸的一號檔案有什麼新意?淺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下是pincai小編精心整理的相關內容,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淺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為什麼要進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農業供給側,說的簡單點就是農戶種出來的農產品供應給消費者,而農業品生產者就是農業供給的一側,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農產品消費者也就是消費的一側。之所以改革就是因為農產品供給的一側與消費一側的天平發生了傾斜,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而生產者還在按部就班的生產,沒有發現市場的變化,進而造成某些產品的滯銷和臃腫。

例如小麥,普通小麥過剩,幾乎每年都有出口,但由於品質不高,價格較低。而優質小麥偏少,許多食品加工企業如餅乾廠、麵包廠、泡麵廠等,每年都要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從進口和出口的數量看,差不多是平衡的。所以,在小麥生產方面就應該減少普通小麥的面積和產量,而增加優質小麥的面積和產量。

再比如大豆,我國對非轉基因的高蛋白食品大豆需求較旺盛,而農民卻種植用來榨油的油豆,國外的價格低、出油率高,自然優勢明顯,所以我們在大豆生產方面就應該增加非轉基因高蛋白食用大豆的種植面積和產量。

每年十一黃金週,很多中國遊客到日本去旅遊,搶購日本大米,而一斤大米售價高達200元!難道中國沒有大米嗎?中國的農民正在為大米賣不出去而發愁。

為了保證農產品的有效合理供給,尤其是防止產能過剩給生產者帶來損失,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把生產結構不合理的區域進行合理安排,發揮土地的最大效益和本地優勢。

近年來,糧食領域出現了“三量齊增”的現象,即產量增、進口量增、儲存量增,這是由於最低保護價政策和收儲政策相互交織而導致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沒有正確運用這兩個政策工具的結果。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化,農產品價格是引導生產、調節供求最直接、最管用的槓桿和訊號,只有農產品價格市場化才能解決農產品供求失衡的現狀,提升農業競爭力。

還有就是我國長期追求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化肥、農藥的大量施用為產量的提升發揮了很大的重用,但後果也過度消耗了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資源,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

二、農業供給側改革下,農民該從如何轉變、如何經營?

1、以擴大有效和中高階供給為重點,最佳化產品結構

應市場需求,調優、調高、調精農業生產結構,增加適銷對路的農產品生產。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問題,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向優質、安全農產品的生產上轉變也成為適應市場需求的新變化,我們應該認識到,現在的需求已經從原來的“量”轉變到了現在的“質”上來,重點是抓好質量提升和品牌建立,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建立健全質量安全監管和追溯體系,打造和培育一批農產品品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減少或避免傳統農產品價格波動對優質、綠色、品牌農產品的價格干擾,實現穩定收益。這樣才能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實現“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

2、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將發揮重要作用,補貼重點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未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受到更多“關照”。中央已經明確提出支援發展土地流轉、土地託管、土地入股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培育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重點推介土地託管方式,讓分散農戶搭上規模經營的“快車”。

3、降本增效是現階段農民提高經營收益的基本手段

在農產品價格很難提升的背景下,適度規模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較於散戶更能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節本就是增效,就是增收。要強化農業科技創新,加快農業科技推廣應用。當前重點是推廣節本增效技術,整合節肥、節藥、節水、節種、節油等適用技術,提高農業投入品利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

在增加產量方面,要積極利用科研院所的新技術成果,利用新技術提升產量和品質, 這也是現階段農民最直接增加收益的手段。

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農業市場的變革正在到來,農民應該充分認識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積極適應這一必然趨勢,轉變觀念,提升自身經營能力和水平,這樣才能在未來現代農業發展中分享農業發展成果。

淺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家在宏觀經濟的總體框架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以往的結構調整具有不同含義。從根本上說,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結構的加減法,而是深入到影響結構變化的制度變革,以及產業的升級轉型、技術的變革等等。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源於農業發展背景的變化。一是供求關係的變化。上世紀80—90年代,我國農產品供給的總體特徵是供給不足,既表現為總量的不足,也表現為結構內部各個分量的不足,農產品表現為絕對短缺的特徵。因此,當時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是在全面增加農產品供給的基礎上重點突出多種經營的發展。但是,伴隨著農產品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我國農產品市場上無論是總量還是品種都不再存在短缺的問題,幾乎找不到短缺的產品(且不論進出口),市場飽和成為現階段市場的基本特徵。二是市場空間的變化。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與國際市場已經實現一體化的格局,大量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進入中國,農業面臨著十分嚴峻的競爭和挑戰。因此,在調控農產品市場時,必須考慮到來自國際市場變數的影響,建立一個能夠同時調控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體制、機制。三是農產品成本價格的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產品成本大幅度上升,不僅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也大幅上漲。我國的農產品成本顯著高於發達國家的水平。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也達到了“天花板”的極限,已經高於國際市場價格30-50%。如果說上世紀80—90年代我國農產品成本還有一定競爭力的話,那麼現在,成本競爭力已經喪失殆盡。四是生產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就農業產業結構來說,種植業的下游產業快速發展,加工業和養殖業成為重要產業,農業的產業鏈顯著加長。就玉米而言,作為第一大糧食作物,90%以上的產量不再直接進入餐桌而進入中間市場,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大。就消費結構而言,伴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自給性消費比重大大降低,營養性消費、質量型消費、家外消費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給供給帶來結構性變化的導向。五是農民收入支援政策的變化。2004年以前,我國農民收入支援政策的基本手段是提高農產品價格。2004年以後,以糧食直補政策的實施為轉折點,對農民收入的支援政策內容和形式大大豐富,免除農業稅、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水稻和小麥保護價收購、玉米實施臨時收儲價格等等。農民收入支援政策,不僅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也是調整供給結構的槓桿。政策支援物件的選擇、政策支援強度與頻度的確定等,都會對供給行為產生方向不同、效果不同的影響。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如何合理運用收入支援政策引導農業生產是宏觀農業政策的新課題。

目前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所產生的問題,在較大程度上是宏觀調控方式不適應農業發展新變化的'結果。比較典型的範例是,玉米的高庫存積壓及其釋放的多重負面效應。玉米臨儲價格政策的實施,意在保護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種植的積極性。但在實施過程中起碼忽視了四個方面的關係,一是總量和結構的關係。2004年以來,基於此前我國連續五年糧食產量下降的背景,實施了一系列支援農民增產的措施。但是,當200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基本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的時候,並未能對糧食增量結構作出應有的考量。在此後的6年中,5次提升玉米收儲價格。到2013年,東北地區玉米平均收儲價格達到每市斤1.12元,比2007年至少提高了60%。2008—2014年的7年中,共增產糧食10542.33萬公斤,其中玉米6334.58萬公斤,佔增產份額的60%。同期,豆類產量和其它穀物產量都出現下降。在增加總量的同時,增產結構卻出現畸形化,導致玉米大量庫存積壓。二是上游產業與下游產業的關係。在三大糧食作物中,玉米與小麥和水稻的重要區別在於消費用途的差異性。小麥和水稻基本是用作主食,原糧經過初加工後即進入最終消費市場,產業鏈很短。但玉米則不然,直接進入主食消費的玉米不到10%,其它玉米基本上都要以工業原料或飼料的形態進入中間市場,實現工業轉化和過腹轉化。6年中5次提價,固然調動了農民種植的積極性,但較高的收購價格在轉化成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也轉化成了下游養殖業和加工業的高成本,致使下游產業受到嚴重衝擊。三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關係。2008年我國啟動玉米臨儲價格後,正是美國玉米連年豐收,價格持續下行的時期。逐年增高的國內玉米價格在客觀上產生了為美國玉米讓開市場的效應。2009年以來,我國玉米進口量每年都在100萬噸以上,多的年份在500萬噸以上,形成了國內玉米庫存積壓與國外玉米大量進口並存的逆向市場格局。四是玉米產區與銷區的關係。在上世紀80—90年代,東北玉米產區價格要比南方銷區每市斤低一毛錢,而今東北產區玉米價格要比南方銷區每市斤高一毛錢,正負迭加等於東北產區玉米比南方銷區每市斤玉米失去了兩毛錢的競爭優勢。國家為鼓勵南方企業到東北採購玉米,實施了運費補貼政策,從政策出發點看,是為了推動東北玉米外銷,但補貼的結果在客觀上進一步拉大了產銷區的價格差距。對上述四個關係的忽視,從根本上說,是忽視了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調控農業發展。因此只有運用改革的思路,市場經濟的思維,對管理農業的體制、機制和手段進行改革,才能實現供給結構的最佳化。

基於上述思考,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許具備以下特徵:一是制度性。其含義在於,此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在制度層面著手,改革與社會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各種制度,使其有效支撐現代農業發展,充分發揮市場經濟規律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二是層次性。在短缺時代,供給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在橫向上展開,生產那些市場上短缺的產品。在過剩的條件下,除了在橫向上減少過剩產品外,還要注重產品層次結構的開發和調整,用優質產品替代低質產品,其中包含著產業升級和技術的變革。三是開放性。就是要著眼於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把國際市場的供求關係考慮進來,統籌考慮兩個市場上的農產品資源,建立市場供求平衡關係,提高國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四是系統性。改變以往的單變數思維模式,無論是價格政策,還是收入支援政策,要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多重效應,合理兼顧總量與結構的關係、上游產業與下游產業的關係、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係、產區與銷區的關係等等,建立農業宏觀調控的多元方程。

綜上,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作如下表述:以市場經濟規律為基礎,以科技進步為動力,透過改革不合理的農業管理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合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建立一個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有利於農民增收、有利於現代農業轉型升級、有利於國家食物安全、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農業供給結構。

在上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的表述中,如果說“建立一個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有利於農民增收、有利於農業轉型升級、有利於國家食物安全、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農業供給結構”是一個總體目標的話,那麼,在其之下可分解成若干具體目標,這些具體目標可以簡單地表述為:“提效率,促升級,增收入,保安全”。

提效率。供給側結構不優,是造成農業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就農業效率而言,包括資源配置效率、農業生產效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轉化效率等。我國農業資源在區域之間配置不盡合理的狀況依然存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畜禽生產率與發達國家比存在顯著差距,化肥農藥利用率僅有36%、有效灌溉係數只有0.52,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也只有40%。因此,要透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我國農業的效率,以較少的資源生產更多的產品,以較少的投入獲得更大的產出。

促升級。就是要促進農業的轉型升級,這是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農業供給側結構不優,既是農業發展層次不高的表現,也是農業轉型升級的迫切所在。應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推動農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資源掠奪型向環境友好型轉變,由數量增長型向結構最佳化型轉變。

增收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大挑戰是農民收入。在某種程度上說,近年來玉米過剩是託市價格導致的結果,讓玉米供給減下來,必須要讓玉米價格降下來。價格的降低必然導致農民收入的減少,如何讓農民在玉米收入減少的同時,增加其它收入,使收入不減或少減,這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必須要確立的一個目標。

保安全。保證國家食物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農業產業安全。國家食物安全,既包括食物數量安全,也包括食物質量安全,這兩者都要透過結構最佳化來實現。保證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必須禁止那些以毀壞資源為代價實現產量增長的方式,使農業供給結構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改善,有利於農業生態的良性迴圈,有利於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農業產業安全,要求合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減少重要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建立一個可控可調的農產品進出口結構。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要透過一定的路徑來實現,這些路徑簡單地表述,就是“改制度、調結構、去庫存、淨產能”。

改制度。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在較大程度上由農業管理制度的不適應所致。因此,實現農業供給側結構的最佳化,首先就要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各種制度,諸如宏觀農業調控方式、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糧食流通體制、農產品安全管理制度、農村組織制度、土地流轉制度等。透過制度改革創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監督到位的農產品質量管理制度、有效調控市場的糧食流通體制、服務廣大農民的農村基層組織和充滿活力的土地流轉制度,使我國農業制度能夠有效支撐現代農業發展、促進農產品市場供求平衡、促進農業供給結構最佳化、促進農業資源有效配置。

調結構。調結構具有豐富的內涵,既包括農業生產結構,也包括要素投入結構,還包括產品質量結構。要以市場為導向,透過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使農業區域佈局的關係、農林牧漁的關係、作物品種的關係、畜禽品種的關係更加最佳化。縱向更有利於產業鏈的暢通,橫向更有利於生態的良性迴圈。要素投入結構的改革,關鍵是要解決目前農產品成本過高和某些生產要素濫用問題,減少過量投入對環境的侵害,提高農業清潔化生產的水平,提高成本競爭力。產品質量結構的調整,主要是解決目前市場上產品質量不高,安全感低的問題,解決農產品市場上的信譽危機,開發多層次的消費市場。

去庫存。如果說調結構是增量調整的話,那麼去庫存則是存量調整。當然,增量調整目標不能如期達到,還會產生新的存量。在一定意義上說,去庫存的週期越短,損失越小。我國目前2億噸左右的玉米庫存,既佔用了大量資金,也面臨著庫存玉米黴變的巨大損失。顯然,決策的目標值應當定位在損失最小化,而非固守在原有的順價銷售原則之上。因此,充分利用既有的產能,儘快以拍賣的方式將庫存玉米銷售給加工企業,實現工業轉化或一定數量的過腹轉化,既可以啟用目前經營衰微的玉米加工企業,解決開工不足和經營虧損的問題,也可以減輕庫存的壓力。

淨產能。取“淨化農業產能”之義。從產能的角度分析,農業與工業的不同之處在於,農業的總體供求關係仍然是產能不足,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仍是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不存在去產能的問題。但是,近年來在農產品託市價格的推動下,出現了毀林、毀草、毀溼(地)開荒,增加耕地擴大產量的亂像。以玉米為例,在增加的玉米產量中,有一部分就是由這類耕地提供的。如果說將那些滿足生態要求的耕地形成的產能稱之為綠色產能的話,那麼透過毀林、毀草、毀溼(地)增加耕地形成的產能則可以稱之為赤色產能,即產生生態赤字的產能、進入生態紅燈區的產能。淨產能,就是要去除赤色產能。淨產能的客觀功效,一方面可以減少目前過剩的產品供給,另一方面有利於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淨產能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讓近年來毀林、毀草、毀溼(地)所形成的耕地儘快退出耕作。

當然,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並不止於上述四個方面,各個區域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不同,路徑選擇及其重點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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