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絕命詩歷史典故
譚嗣同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血薦據說這是譚嗣同臨刑前寫在監獄牆壁上的一首絕命詩，還據說這首詩被梁啟超“篡改”過，原詩為：“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證據不足，難以採信。“望門投止思張儉”，這句說的張儉這個人的典故。
根據《後漢書·黨錮列傳》的記載，張儉是東漢末期的高平人，初為山陽東部督郵，嚴劾宦官侯覽及其家屬為非作歹，為太學生所敬仰。後來黨錮之禍又起，他被迫逃亡，人們敬重他的人品，都冒著破家滅族的危險接待他。“望門投止”指的是找上門請人留宿，張儉在逃亡時害得很多人因為收留他而滿門抄斬，甚至“郡縣為之殘破”，其於心何忍！“忍死須臾待杜根”，這句說的是杜根這個人的典故。
根據《後漢書·杜根傳》的記載，杜根性格耿直，東漢安帝時任郎中，當時鄧太后攝政，權在外戚。安帝年長，杜根上書要求太后歸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裝在麻袋裡摔死。執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載出城外待其甦醒。太后派人檢視，杜根裝死三日，目中生蛆，僥倖逃脫，躲了15年。鄧太后死後，杜根復出，官拜侍御史。譚嗣同在詩中提到這兩個歷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選擇他們的避難方式，表現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他不願意選擇逃亡而給別人添麻煩，也不可能憑藉執法者手下留情而暫時躲過一死，他要以“橫刀向天笑”的方式大義凜然地去刑場就義。“我自橫刀向天笑”，表現慷慨赴死的氣節。
其實譚嗣同是被關在囚車裡拉到北京菜市口開刀問斬的，由不得他橫刀向天，雖然壯懷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於“去留肝膽兩崑崙”一句，歷來解釋頗多。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兩崑崙”一個是指康有為，另一個是指大刀王五；後來有人把康有為換成唐才常，認為唐才常是譚嗣同肝膽相照的朋友，像崑崙山一樣堅毅；有人認為是指當時跟譚嗣同私交深厚的兩個俠士胡七和王五，因為他們兩人的武藝屬於崑崙門派；有人把“崑崙”理解為“崑崙奴”，認為是譚嗣同的兩個僕人；有人說其實就指的是譚嗣同自己一個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是偏正結構，是要留下什麼的意思；……面對要斬盡殺絕的敵人，需要有的人犧牲，用流血犧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眾，鼓舞未死者和後來者繼續做長期的奮鬥。“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詩句），譚嗣同的做法或許可以稱為“血薦”，他要用自己的鮮血警醒世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用鮮血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譚嗣同與戊戌變法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撫的三公子，戊戌變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蘇候補知府。據說他12歲的時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傳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過來，所以取字“復生”。在這場大疫中他的母親、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奪去了性命。後來死在臺灣的是他的二哥譚嗣襄。譚嗣同的夫人李閏在他就義後取“忍死須臾待杜根”之意自號“臾生”，做悼亡詩：“盱衡禹貢盡荊榛，國難家仇鬼哭新。飲恨長號哀賤妾，高歌短嘆譜忠臣。已無壯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後塵。慘淡深閨悲夜永，燈前愁煞未亡人！”譚嗣同故居有湘人餘德泉撰寫的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迴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這首《獄中題壁》的詩意。我們也許永遠無法解讀譚嗣同的內心世界，但這首《獄中題壁》卻在百年來不斷引發我們的深思。我們可以從詩中感受殉道者的凜然正氣以及從容不迫。
為了信仰，為了追求的事業，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確可感召後人。讀這首詩，自然要了解譚嗣同這個人，於是也就關心他所參與的戊戌變法的背景。順便說幾句題外的話，談詩詞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記載，正史也罷，野史也罷，顯然都不完全是真實的，只能說盡量選取接近真實，自己認為比較可信的說法。總是來自第二手的資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看到別人引用，再以此線索核查第一手的史書。有時候，看到第二手的資料說的頭頭是道，自己認可或者偷懶，也未必再一一查對原始的記載。於是便有些說不清的“抄襲”的爭議。
寫這篇文章之前看過好幾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響，包括知識和思想。戊戌變法又被稱為百日維新，因為前前後後才不過103天的光景。變法維新是從1898年的公曆6月11日正式開始的。
這一天，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自強（《清德宗實錄》卷四一八），接著就是緊鑼密鼓地實行一連串除舊佈新的改革。當時慈禧太后雖然名義上已經“還政”給光緒皇帝，但實際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縱實權。才不過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趕走了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和，而且還把自己的心腹榮祿安置做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接下來，“帝黨”和“後黨”明爭暗鬥，甚至有苗頭顯示太后那邊要發動政變趕光緒下臺，變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
9月18日晚上，譚嗣同找袁世凱密談，希望掌握著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能夠幫忙。袁世凱表面上同意了譚嗣同的計劃，但譚嗣同前腳一走，他後腳就向榮祿告了密。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住在頤和園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為上了去天津的火車。在他離開後不久，官軍在南海會館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廣仁。僥倖脫身的康有為在英國人的幫助下逃亡上海。與此同時，梁啟超被日本公使館收容保護起來。9月21日，西太后正式“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軟禁，103天的維新變法就此宣告結束。9月25日，農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啟超被日本人護送離京，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清官軍帶走。
三天之後，9月28日，農曆八月十三日（中秋節的前兩天），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場，未經審訊直接砍頭。據說，譚嗣同在臨刑前從容多於慷慨，沒有激越之氣，沒有畏懼和悔恨，也許連乞求劊子手“給個痛快”都不屑於一說，只是讓一個聲音劃破了寂靜的長空：“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沒有想明白的是，這要殺的“賊”到底是誰？又為何“死得其所”？
心苦後人知對於譚嗣同的死有多種解釋：為了要對支援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為了報答光緒皇帝的知遇之恩；為了要大家支援變法繼續走改良的路；為了證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須走革命的路；為了害怕連累家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視死如歸的態度是非常難得的。殉道者能夠做到如此，顯然需要從內心裡發出強大的力量才行。這內在的力量來源於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內容究竟是要改良還是要革命卻是後人難以破解的謎團。有人認為他是改良派，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要深究那內容，也許會覺得他的死並沒有多大意義。他一直反對愚忠，反對糊里糊塗地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
他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認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證明中國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條行不通的路。因為保守勢力實在是太強大了！倘若革命黨看到譚嗣同的死，也會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的不可行，從而會更加堅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這是袁崇煥的兩句詩。譚嗣同與袁督師的命運大不相同，譚嗣同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賞識，他也把這位熱衷於變法維新的年輕皇帝當作知己，所以有人認為他“士為知己者死”。他在勸梁啟超出走時曾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前者總是處於事件的高潮點上，目的單純，更容易有勇氣，不會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無所畏懼。後者往往是在事件處於冷靜時發生的，要經過複雜的思考而自願選擇殉難，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為殉道者，譚嗣同死得慷慨壯烈，死得從容不迫。其實，譚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許多種記載都說他不必去死。他是自願送去給別人殺掉的。
《華嚴經》有“迴向品”，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迴向”人間，由出世回到入世，為眾生捨身。如果不把失敗孤立來看，而是把失敗當成成功的一段，當成是成功必經的階段。那麼，這便可以稱為是一種“成功的失敗”。為了永恆，一時撒手。有的人斤斤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不能從大局出發，不肯輕易拋下自我；有的人義氣用事，貿然做出犧牲，並沒有產生什麼深遠的影響。太多太多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都終究被滔滔滾滾的歷史長河淹沒。而譚嗣同，被稱為“千百年來中國第一真男人”。
鄭師渠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關於“詩界革命”的論述中曾這樣評介譚嗣同的《獄中題壁》一詩：“充分顯示了這位激進的維新志士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這首詩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應，有激昂慷慨，有悲壯從容，也有無奈和期待。用典貼切，一氣呵成，有打動人心的力量。生命誠可貴，信仰價更高。舉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這正充分體現出譚嗣同的痴。痴其實就是一種對於信仰的執著，甚至執著到不怕流血犧牲的程度。在今天，我們也許不必採取如此慘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這種對信仰執著追求無怨無悔的精神卻不能不令我們肅然起敬。願崑崙正氣長留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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