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歷史語境中的科學與公眾的信任有什麼問題
[摘 要]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科學知識常常同時具備前沿性和與公眾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關兩個特點，這使科學的公眾信任問題得以凸顯。而利益因素的滲入更是挑戰了公眾的信任。最後，本文以和一個具體的法律語境和一個經典的案例，說明社會歷史語境中對科學的爭論使公眾的信任問題變得非常困惑和複雜。
[關鍵詞]社會歷史語境；科學；公眾；信任
科學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始終都與社會中的其他事物發生著相互作用和相互關聯。尤其是當代科學的發展已經進入到“大科學時代”或者“後學院”時代，科學不再是少數人的業餘興趣愛好的活動，而是嵌入到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被商業化和產業化了的集體行動的過程。科學專家在利益衝突和價值衝突中違背了職業道德使其誠實性遭到了懷疑。正如我國學者尖銳指出的那樣：事實也不是表徵在客觀實在的絕對的、靜態的形式，而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發展的，這些語境不僅能夠影響“什麼東西被當作事實”，而且引起研究過程本身。因為科學產品是語境明確的建構物，它們具有語境化特點和形成過程的利益結構特徵，不對其建構過程進行分析就不能恰當地理解它們。[1]因此，要真正理解科學與公眾的關係，就必須對其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語境進行具體考察和分析，進而明瞭他們之間信任問題的複雜性和挑戰性。
一、社會歷史語境中科學知識的特點
科學和社會的不同系統都有關聯，比如政治、經濟包括法律領域就屬於公眾接觸科學的具體語境，當它們與具體的社會利益和價值深深交織在一起時，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問題就顯得非常複雜。具體說來，社會歷史語境中的科學知識的特點主要有兩條：
第一，前沿性。在學校教育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公眾多是透過大眾傳媒接觸科學的，而媒體科學往往是正在研究中的科學。比如，目前引起公眾最多爭論的全球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等。前沿性這個特點是造成公眾對相關科學信任困惑的一部分原因。因為前沿科學知識大部分進行的是低水平的描述性分析，科學共同體對其達成的共識程度較低，科學爭論也多是因此而起。因此，公眾對這部分科學的信任就是懸而未決的，他們表現出的迷茫態度就不足為怪了。如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的關於“冥王星是否為行星”的天文學爭論是透過投票表決的“科學方法”來決定的？！
第二，與人類的生命健康密切相關。大眾媒體經常傳播著各種各樣的科學資訊。而其中，最能引起公眾關注的是關係到人類生命健康的.科學知識。比如，手機輻射對人體的影響，吸菸和患皮膚癌的關係，基因治療等等。對於這類知識，公眾的態度就更為審慎，他們不會輕易地接受而將自己的生命健康完全託付於它們。公眾總是希望能更多地瞭解：到底可不可靠？其他科學家怎麼認為？
可以說，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引起公眾關注的科學知識常常同時上述兩個特點。因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很多時候，公眾對一些科學意見和建議常常表現出質疑，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正常的謹慎態度。
二、利益的涉入挑戰科學的公眾信任
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科學與各種社會集團的經濟、政治利益深深交織在一起。公眾對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對於科學知識的高參角色的理解，在公眾形成對科學知識態度的過程中，是一項關鍵性的因素。正如溫內所指出的那樣，“與體制融為一體的支援、組織和控制科學的形式”等社會維度滲透到了公眾“對科學的全部經驗和對科學的反應中去。”[2]
對於公眾來講，一般而言，他們不可能在沒有附加利益、沒有其他背景預設的情況下理解在具體語境中所接觸的科學資訊。科學的證據往往是遊說公眾接受某種特殊飲食或者使用某種特定牙膏之類的活動的一部分。既然科學專家的意見如此普遍地與專家自身（及其老闆）的現實處境有關，公眾自然會根據他們對資訊釋出者的看法、或者根據他們自認為發現的內部來評估這些資訊。如關於颶風原因的科學解釋，美國科學家指出颶風有自己出現的規律而與全球氣候變暖沒有關係，但德國科學家則認為颶風是全球氣候變暖而引起的。因此，公眾在評估這樣的科學資訊時，自然會把他們所理解的利益關係考慮進去。
如今，公眾對科學專家及體制的信任程度正在減退，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對於掂量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中的科學資訊的可信性就成了很大的現實問題。例如，人們可能會擔心居住在核工廠附近的危險，或者擔心家門口垃圾焚化爐的安全性。他們並不是懷著一種沉思冥想的或者與己無關的心情面對科學的，而是會聯想到以利益至上的各個技術工程公司、政府管理部門以及公眾團體之間實際運作的背後黑幕。
三、法律語境中科學證據的公眾信任困惑
法庭對於科學的這種稽核是卓有成效的，這不僅在於其保證了公道，而且重要的是，它意味著科學也必須接受法律的問詢。然而，另一方面，對抗性的法庭環境卻常常會導致信任的中止。在法庭上，對立的雙方都會對另一方的可信度提出懷疑。雙方的律師都竭力貶低對方的信譽。平等交換意見這個科學中的理性前提已經不復存在。純粹客觀的、近乎機械般的科學事實幾乎只是一種理想。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處於早期的美國環境署開始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改革，但遭到了來自商業界的反對，許多公司也紛紛在法庭上挑戰毒理學的證據，否認破壞環境的指控。在爭論中都有一個相似的斷言：被質疑的科學解釋常常被偏見所左右。 科學知識源於科學家每日每時的工作，這一事實同樣可以引申開來用在法律辯論上，尤其是在涉及對機器和管理系統的信任時。科學知識是建立在實際工作之上的。和所有人一樣，科學家也必須清潔試驗裝置，調整探測器，記錄試驗過程；實驗室工人也可以像其他行業的工作人員那樣心不在焉。這些在正式科學討論中甚少提及的次要屬性卻極有可能在法庭上被公開聲討，從而給毋庸置疑的科學來個釜底抽薪。[4]
不可避免地，與科學和技術投資事務相關的決策機構也被牽涉到這些問題之中。如今，公眾對決策能力的“懷疑”經常導致針對某些具體的科學技術應用的訴訟，不堪重負的法庭越來越需要求助必要領域中的科學專家。訴訟各方把科學專家捲入到案件中來，這已經成為一種訴訟策略，進而形成一種機制，使科學陷入爭端，付出的代價就是公眾的信任。
四、一個經典案例：公眾對科學信任問題的複雜性
當然，有時候公眾之所以不信任科學家，是因為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但是，即使他們沒有很好的理由，不信任的氛圍也會使人們能夠找到看似合理的理由。我們以布賴恩?溫內對英國坎布里亞羊事件的調查研究作為案例，來說明公眾對科學信任問題的複雜性。
1986年4月下旬，切爾諾貝利核洩露事故使含有放射性元素銫的微塵汙染了北歐的大片土地。來自政府的科學家承諾汙染會透過食物鏈的轉化很快消失掉，於是英國政府頒佈為期三週的禁令限制羊的銷售，但是在坎布里亞地區，這個禁令被無限期延長了，這對當地以出售羊為生計的牧場主來說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數年之後，對這個地區的土壤所做的科學測量表明依然有高含量沉積物銫，於是，牧場主們懷疑真正的汙染源並不是來自切爾諾貝利，而是他們附近的塞拉菲爾德核電站。養殖戶們認為，科學專家和政府很可能知道事實的真相可是卻故意隱瞞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爆發正好使他們非常方便地找到了解釋環境汙染的藉口使它充當了替罪羊。牧場主們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就一直懷疑這個核電站的放射性汙染問題。早在1957年，塞拉菲爾德核電站發生過一次大火，並時常非法傾倒核廢料，其危害在很多年後終於慢慢顯露出來：核電站附近居民的白血病發病率節節攀升，這個事實無論如何是隱瞞不了的。當地農民相信，他們對於自己土地的瞭解和掌握的知識並不比權威差，尤其是當和遠離汙染地區的其他農民交流了經驗進行了比較以後，更是讓他們確信了自己的證據和邏輯。而對於科學專家在測量上的不準確、不承認或者含糊其辭地做法讓當地農民相信他們與政府以及管理部門相互勾結並不可靠。後來的研究表明，農民們是對的，一半的汙染源並非來自切爾諾貝利。
一次次懷疑的累加後果就是當地居民和養殖戶對科學專家和政府信任的徹底喪失。因此，這個案例很好的說明了科學的公眾信任問題絕不是人們通常所想象的就如小蔥拌豆腐那樣一清二白，而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常常關聯著科學的社會歷史語境。它一方面告訴我們抽象的科學知識一旦離開了實驗室的純粹環境返回到應用語境中其普遍性和可靠性就不是必然的，而是有條件的，有侷限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公眾的信任和社會歷史語境中其他因素保持著緊密的關聯，它不是自動的；不是強制的；不是單向的。正如溫內所言：科學家在預測上的不準確被看成是所有科學知識都是不可靠地證明，並導致了人們對科學家的後續建議持十分懷疑的態度。人們並不是在獨立於其他知識、判斷或建議要素的情況下使用、消化和體驗科學的。為了使科學理解在某個實際語境中變得有效、有用，這個語境需要補充性的知識。[5]
五、結語
實質上，對科學產生困惑和質疑，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公眾更為理性的表現。如今，科學知識被視為贏得舉足輕重的法律、政治鬥爭勝利的關鍵，但是專家的“科學意見”同樣被普遍認為是隨時可以包租的東西。科學可以被利益所塑造這一觀念已經成為很多公眾對科學的本能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對於那種認為存在無偏見科學權威的抽象信仰是一種平衡。正如齊曼所指出的那樣：“對尚未被確立的研究成果持懷疑主義常常有充足的理由，即使它們是由著名的科學家使用可靠的技術獲得的。這特別適用於通常來源於“應用語境”的超科學的或者超認識論的問題，也就是那些與社會利益或價值深深交織在一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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