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心理學視域媒介研究正規化的轉變論文
【摘 要】隨著基於計算機的媒介技術的發展，媒介作為通道的經典傳播學模式遭遇挑戰，現今的媒介功效更像是辦公室、實驗室……在這種趨勢下，把媒介作為環境研究的暗喻應運而生。通道與生存環境的轉變體現在人與環境、人與媒介以及媒介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方面。
【關鍵詞】生態心理學；媒介；生存環境；正規化
當代許多人機介面的人體工學程式，很多是基於使用者加入半自動主體或智慧主體組裝的環境的隱喻和機制，這些技術形態包括定位、追蹤、確認、掌握和移動、修改物件。為了更好地適應使用者，媒介的互動設計更加智慧化和人性化，體現了和現實生活中類似的心理意向。把媒介作為環境研究，是對媒介互動智慧化的一種適應，更是我們認識觀的一次躍進。媒介環境學認為：“媒介即環境，環境即媒介。”[1]從生態心理學的視角研究媒介環境，我們即是媒介，媒介即是我們。新興的媒介形式要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賴以生存的媒介。
生態心理學研究特徵
（一）生態心理學的研究內容
秦曉利在《生態心理學》一書中，定義生態心理學為“運用生態學的視角與方法，研究人與環境關係的一門學科”。並把生態心理學的研究內容劃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生態學的生態心理學，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為代表，強調在非實驗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態心理學；另一種是生態危機的生態心理學，這更趨向於問題型的心理學研究，針對的是生態危機的現象，其代表人物有溫特、霍華德和羅傑克，他們試圖用心理學的方法，改變人們對環境的不適當的行為。
（二）生態心理學研究方法
強調自然情景的生態效度的研究。傳統的科學心理學研究，採用還原的方法，將現實生活簡單化，講究在實驗室環境中，透過變數控制，消除無關變數的影響，以線性方法解釋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係，以求達到實驗的效度。雖然，實驗室的研究方法強調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的達成，然而，生態心理學認為，影響實驗效度的因素是複雜的、多變的，靜態的變數控制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複雜性。生態心理學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圖在現實生活中研究知覺現象，立足於生態世界觀，強調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生態心理學家使用“生態效度”一詞，來強調與傳統的實驗室心理研究的區別。“生態效度”最初是由布倫斯維克（Brunswink）提出的一個術語，指“遠近距離的協變程度”。[2]
對還原論和元素主義的批判。來自經典力學的還原論認為一切高階的運動形式都可以轉換為低階的運動形式，我們可以把整體性的現象分解為具體的組成部分，從低階的、簡單的形式中分析複雜的整體。與還原論相類似，元素主義，也是與簡單性相聯絡，牛頓的機械世界具有因果決定性、統一性、可加性、簡單性，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在心理學上體現為將心理和行為分解為基本的元素。生態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認識到作為部分來研究整體以及強調整體、忽視部分的侷限性。吉布森的“生態光學”理論，把對視知覺的研究放在一個整體的環境中，關注來自環境對實驗的影響，在實驗過程中，他允許被試的頭部搖動。吉布森的生態光學是觀察者與觀察物件一體的光學。
具體的研究方法的運用。生態心理學採用具有生態效度的實驗法，行為樣本記錄法、行為背景調查法、檔案法來實施具體的研究。生態效度實驗法與傳統的實驗法有所區別，在實驗的取樣、設計或者是實驗場的選擇方面都儘量靠近真實的環境，以揭示現實生活中人們真正的心理狀態。樣本記錄法，指在自然環境中對人或物的行為進行直接觀察、記錄，而後分析解釋從而獲得行為變化的原則。[3]行為背景調查法透過K—12量表，對處於各個不同行為背景的被試進行分類，設定邊界，在各個邊界中探究行為的差別。這種方法是一種綜合性的方法，包含描述法、自然觀察法等；巴克特別強調進行生態行為科學研究必須注重對生態資料的蒐集，以及如何在檔案中儲存這些資料，以便容易接觸這些資料。
生態心理學把媒介作為環境研究的視角
（一）人與媒介的關係
在人與媒介的關係上，有兩個概念。第一個是把我們作為媒介之外來看問題，我們使用媒介來進行傳播。第二個是媒介環境學的觀點，是把環境當做媒介來理解，或是把媒介當做環境，我們參與到媒介中達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們把媒介定義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質，透過空氣的力量產生了一個效果”（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1993），媒介的這個觀點強調了技術使用和作為傳送傳遞資訊的通道。與此同時，認知主義把認知描述為資訊處理，訊號透過轉換程序、暫存器和處理模型傳輸。依照這樣的思路，人類使用電腦工作的方法就是透過訊號和機器語言與電腦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物件的程式設計和開發中，我們是否可以單純地理解人與媒介的關係是一種交流？
傳統媒介知覺隱性的我。生態心理學認為，知覺環境就是知覺自身，我們與環境是一種互動的、互補的關係。當我們把媒介作為環境來研究時，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知覺或者思維模式賦予對媒介的理解，當媒介反作用於我們自身時，又體現了我們的知覺形態。我們與媒介的互動也就是與自身的知覺進行互動。在傳統的媒介形式中，我們的互動是“我—媒介—我”的轉換，另一個我依舊存在於我的思維中。
新興媒介知覺顯性的我。儘管媒介環境學的理論不只是針對新興的媒介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生態心理學把媒介作為環境來研究正是順應了新興媒介的發展。新興媒介的發展集合了我們人類本身複雜時空與準社會環境中的優良互動傳統，不管是對人類認知環境的模擬還是對人類認知模式的模擬，抑或是媒介介面的設計等，越來越順應了我們的認知模式，根據人類認知處理的差別，跟隨適應我們的認知模式，相比傳統的媒介環境，無處不在的關懷體驗顯性了我們的認知模式。如果說，傳統的媒介互動是與隱性的我們進行互動，那麼新興的媒介互動形式，體現為顯性的互動形式。這種互動模式體現為“我—媒介—克隆我”，這與生態心理學的“知覺環境即是知覺自身”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人與環境的關係
進化論的觀點。現代人類與前冰川時代的祖先的區別是我們的適應性是重要的文化，自然選擇的許多程序被快速的適應機制代替，塑造了智慧的人類。但是人類的進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放慢，因為，選擇的壓力可能由技術和社會政策來調節而不是自然選擇來調節。[4]諾曼（1993）曾簡潔地總結了資訊外化的主題，“事物使我們變得很聰明”。他認為，人類的認知大多不是存在於我們的思考或者記憶能力中，而是我們構建外部認知事物，並使用它們去補償我們工作的限制和長期記憶。媒介進化是一種系統內的自調節、自組織，其機制就是補救媒介。媒介不斷補救的過程就是媒介技術在模仿甚至是複製人體的某些功能，甚至是模擬和複製人的感知和認知模式。萊文森“人性化趨勢”的媒介進化論認為，人好比是“自然環境”，人們選擇技術和媒介，用以維持、發展自我，改造世界。[5]
系統論的觀點。貝塔朗菲的系統論觀點指出，機械論有三個錯誤的觀點：一是，簡單相加說明有機體的觀點；二是，“機械”的觀點，把生命現象簡單地比做機器；三是，被動反應的'觀點，有機體受到刺激才做出反應，否則就靜止不動。[6]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整體的、動態的、等級的觀點。整體的觀點強調，不僅要透過部分解釋現象，還要估計它們之間聯絡的總和。動態的觀點把有機體看做是保持動態穩定的開放的系統，在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實現異因同果率。等級觀點認為，有機體是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具有層級性，生物學的任務是發現在生物系統中起作用的規律，建立機體論代替機械論。
（三）媒介與環境的關係
說到媒介與環境的關係，不得不提到媒介環境學。波斯曼說，媒介環境學主要探討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理解、感覺和價值，以及我們與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幫助和阻礙我們的生存。[7]52麥克盧漢（1962）也指出，一旦世界的主導傳播媒介變化了，符號系統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人們依靠媒介進行交流時，感官必然會發生這樣的變化。[1]媒介環境學把“媒介本身”作為變化之源、立論之本，不從媒介環境學的傳播內容、影響媒介傳播的各種噪音，也不從媒介背後的意識形態來分析，而是肯定傳播形式的重要性，在它看來“一切歷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態心理學知覺與媒介環境的關係
生態心理學認為，知覺和行為不能分開，知覺包括選擇和犧牲其他來處理一些資訊資源。奧卡姆的剃鬚刀理論，要求我們用最簡略的途徑達到解釋的完善。我們的認知過程也是在修剪的過程中處理資訊資源，這必然要犧牲其他的一些資訊。作為環境的媒介，不能簡單地模型化，因為環境中包含了大量獨立的資訊資源，也就是生態心理學中的“生態位”的影響。
媒介環境設計對認知的支援。哈肯在熱力學內容中提出，有機體花費少量的能量去處理環境的某些方面，可能會產出大量的回報。把媒介作為環境來研究，改進媒介環境方面的建設，可以減少我們認知的消耗。舉例說，新的寫字樓的員工即使住了幾個星期也不能畫出整個樓層的佈局，但這並不影響他在這棟樓裡工作，因為寫字樓詳細的導航保證了員工行為的正常進行。在這個媒介環境中，我們透過外化的媒介環境，增長了熱力學效度，減少了有機體認知的消耗。而夏農—韋弗的傳播通道的模式，簡化了我們的認知模式，哈肯因此拓展了夏農—韋弗的觀點，認為他們的聯結的觀點是機械的、決定論的，熱力學的聯結是多對多的聯結。要想概括聯結和資訊轉換的討論，我們應當透過媒介技術來理解人類知識的外延，透過分配人類和他們外化的環境之間的表現工作，減少有機體認知的消耗。
知覺對環境的適應。還是以寫字樓為例，如果一組訓練有素的突擊隊奉命在黑夜中潛入寫字樓裡竊取情報，黑夜中導航對其失去效用，這時，突擊隊早在行動之前已經費神地記住了該樓的環境。換句話說，人們有對環境的自適應機制。生態心理學假設大部分資訊不要求引導日常情境有效的行為，個體能夠直接感知情境來適應那些環境。簡單的環境能夠避免選擇複雜的感知能力，甚至促進這些能力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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