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論重建儒家哲學的一種嘗試論文
未來儒學發展的方向是：回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挑戰，以儒學的基本精神為本位，迴歸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陸王、張（載）王（船山）三派，貫通儒、釋、道三教，容納東西方文明，建構一套新的哲學體系和社會學說，以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併為未來世界開出大同盛世。這將是一項長期的和艱鉅的任務。
現代新儒學的中心課題是透過重建儒家形上學開出新外王。我以為，這仍然是我們今天進行儒學創新的根本之路。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思索一種新的形上學體系，並作過各種嘗試。最近，驀然回首，我突然發現先秦儒學的那套形上學基本框架，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嗎？久違了，先秦儒家形上學！程朱和陸王的形上學分別深受佛學中以華嚴宗為代表的理本派和以禪宗為代表的心本派的影響，在形式上或許可以說分別是這兩個佛教學派的儒學版本，而馮友蘭的“真際”、“實際”兩個世界與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形上學又深深打上了西方哲學的烙印。反本開新是哲學創新的普遍現象。我們今天要發展儒學，不僅僅要開發宋明理學的思想資源，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先秦時期儒學的源頭。
先秦儒家形上學的完整形態是由《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及孟子“盡心”、“知性”、“知天”所蘊含的三個層面，即天、性、心。再加上現象界，我們可以說先秦儒家哲學有四個層面。據此，我將儒家哲學改造為四個世界，即道體界、性體界、心體界和現象界，其中前三個世界構成形上學。在中國哲學中，“道”無疑是最核心的概念，是儒釋道公認的最高範疇，比“天”更具涵蓋性和實質性，所以我以“道”代替傳統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天”，並試圖以此來貫通儒釋道三教的形上學。
需要強調的是，我只是採用了先秦哲學的基本框架，至於這個框架的具體內容以及構成範疇，需作新的界定和詮釋。
道體是一個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無所不包、不生不滅的形上世界和本體世界，是一個絕對的“大全”。到目前為止形形色色對形上本體的理解，諸如儒家的“天”、道家的“道”、佛學的“真如”等等，多為一偏之見，它們所看到的只是道體大全的某個側面或某種因素。
道體界由三個基本範疇構成，它們是意、理和氣。這三個基本範疇分別來自陸王、程朱、張王三派的“心”、“理”和“氣”。在這裡，我以“意”替代陸王超越的、作為本體的“心”，以與具體的、形下的“心”相區別。意是生命的存有和意義的.存有，與生命心相對應。理是知性的存有，與認識心相對應。意本身是至真至純，無善無惡的。然理甚駁雜，既有真、善、美之理，又有假、醜、惡之理。它既是至善之本，又是萬惡之源。意、理為形式，氣為質料。意、理寓於氣中，與氣不相分離。此氣為氣之本體，可稱為真元之氣。氣含有陰陽兩種性質。陰陽的消長，導致運動。元氣流行，萬物化生。當真元之氣落實於萬物，便成了有限的一偏之氣。這種一偏之氣，就是萬物之性。
反過來說，所謂性，就是萬物秉自氣之本體的一偏之氣。秉自氣之本體的意和理，自然存在於一偏之氣之中。如此，我們可以將性體分為意之性和理之性兩類。這也意味著，善惡亦存在於理之性中。不過，從表現形態看，我們也可以象宋明理學家那樣將性體分為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兩大類。性既然為一偏之氣，故不管氣質之性還是義理之性，皆寓於此一偏之氣。這兩種分類是相互交叉的。就是說，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分別都含有意之性和理之性。這等於說善和惡既存在於氣質之性之中，又存在於義理之性之中。
萬物皆具備氣質之性，然只有人類擁有義理之性。萬物對氣之本體的稟受千差萬別。即使同一類中的不同個體，對氣之本體的稟受亦千差萬別。這就是說，在人類中，每一個個體的先天稟賦是色彩斑斕的，世界上不存在先天稟賦完全相同的兩個人。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性情、才資等方面，也表現在善、惡等方面。基因學的研究，似乎證實了這一點。性具善惡，確切地說是性具善惡之理，而非謂性本身是善的或惡的。這就象基因本身無所謂善惡，但含有趨向善惡的機理一樣。
性是內在的，如果沒有心的參與，它就僅僅是一個隱伏之物。所以，性由心顯。心有兩個基本層面。第一個層面可稱為生命之心，它是心對生命的體驗和感悟的那一部分，具有情慾、意志等特徵，大致相當於英語中heart。心的第二個層面可稱為認知之心或認識心，它是心對事物認識的那一部分，具有理智的特徵，大致相當於英語中的brain。生命心對生命的體驗和感悟，本質上是對意之性的開發，其結果，是意之性的呈現。生命心對意之性的這種體悟，是向內的，但又往往由外物引起。認識心既指向內，又指向外。其對世界的認識，意味著理之性的發揮和運用，其結果是理之性的呈現，同時，性的善惡也被釋放出來了。
與認識心相比，生命心更具有實質意義，它是主體性的真正承載者。因此，主體性的強弱，取決於生命心的強弱。不管生命心的覺知，還是認識心的認知，歸根結蒂，是對道體界的體認，它們分別指向意之本體和理之本體。正如個體所稟賦的一偏之氣（性）是有限的，心體對道體的體認是雖無窮而有限的。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意之本體的無窮呈現。
現象界也分為兩類，一是自然現象，二是文化現象，而後者其實是心體的外化和落實，或者說是心體的產品。從來源看，文化現象是心體內向開發和外向開發的結果。在具體的文化現象創造過程中，內向開發和外向開發是相互滲透的。但大致地說，有關生命心的知識，或者說主體性的知識，諸如信仰、道德、宗教、藝術等等主要源自內向開發，可稱為內在文化現象；有關客觀世界的知識，例如自然科學，主要源自外向開發，可稱為外在文化現象；而介於二者之間的社會制度之類，乃是內向和外向開發的混和物。有意思的是，牟宗三所說的“三統”，即道統、學統和政統，大致可以歸於上述三類文化現象。這分明是說，在肯定道統的同時，所謂新外王，即民主和科學是可以從上述性體和心體中開出的。
承認性體和心體可以開出新外王，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全盤地推行西方民主。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現代西方實行的那種民主政治具有嚴重的弊病，就象傳統中國實行的那種精英政治存在嚴重弊病一樣。其實，這兩種政治制度都有其堅實的人性論基礎。前者基於人性之善惡，而後者基於個體人性稟賦的千差萬別。我以為，二者適成互補之勢。將民主制度和精英制度結合起來，取長補短，或許可以建構出一種新的、更加理想的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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