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陸建猷中國哲學論文
陸建猷教授《中國哲學》一書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分上下兩卷，洋洋70萬言。從書名看其勺容，其不離傳g和視域，但卻彷彿是與一般講中國哲學史的體例大有不同。據說，陸教授還有一本專門講中國哲學史的書，與《中國哲學》構成姊妹篇，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們將拭目以待。本書篇首是內容簡介。大抵作者此書是“一部與‘中國哲學史’體制相對而反映中國哲學之學理形態的文字”。作者認為，“中國哲學以民族特質的思維義理與概念範疇，表現其對哲學國際一般自具意義特性的品格支援，反映中國哲思主體的思維風格特色，昭示中華民族崇哲尚學的理性致思。”可見，該書宗旨是試圖展示中國傳統哲學的“學理形態”，力圖“運用漢語義理而走出西方哲學表述傳習，將原論至理汁味與現時人思需求接通”，以“超越曾經對中國哲學碎片化的理解”。
早些年陸教授曾為研究生幵設有一門叫《中國哲學的學理形態》的課，可能此書即與此課程內容有關。其實，只要是從事中國哲學的科研與教學一段時間，大多數人都會覺得，按某些流行說法，雖說中國哲學博大精深，但其深層學理似很難以現代話語通俗傳達出來。如此，那些歷史上無數的賢哲大同小異的哲理思想和彷彿差不多的修養路數之間是否有一些共同點呢？那一本本卷帙浩繁的語錄體著述彼此之間是否也有內在聯絡和共同思想軌跡？那些研究為數眾多的哲學人物的各類論文是否有某些內容是相通的呢？可能更為關鍵的還在於：古老智慧怎能在當今時代學術條件下進行講解和傳承呢？這樣的憂慮或多或少很可能就是“部分人的焦慮感、危機和困境意識及其‘合法性問題’（指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的自疑”（第1頁）。筆者雖不曾為“合法性”問題去動太多腦筋，但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三十年來卻不免有這些“憂慮”、“焦慮感”和“危機意識”。可喜的是：“這些憂患詞語及其心藉”顯然“時常激促著哲學專業工作者致力改變這一現況”。的確，在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那裡的這些憂思依然還是憂思時，作為專業哲學工作者的陸教授業已完成如此一部大作！簡介之後，便是著名教授成中英的《序一》，和陸教授的博士導師張豈之教授的《序二》’。二位教授均對該書作了肯定。張先生認為，陸著堅持“中國哲學具有獨特的民族性”，“由於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長期的研究才能獲得學術卜.的成就”，該書的完成“標誌著他的研究只是一個開始”。成教授則說：“我必須要說，陸建猷教授寫了當今的一本極有建立性的中國哲學之書。他的闡述的方式及其豐富的內容把中國哲學的宏觀研究推進了一大步，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正是鑑於其著之“建立性”和“非常卓越的貢獻”，以及一個“標誌”的“開始”，本評論將主題擬為“篳路藍縷開生面”。探尋中國哲學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該著主題。相應的是糾正百年來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學”、“以史代學”，或“‘中國哲學史’一路而單邊的強勢傳習發展”（第7頁）和“史與學混同”（第8頁）的現狀。在回望百年中國哲學研究，特別是諸如謝無量、胡適、馮友蘭、張岱年、侯外廬、牟宗三、勞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後，陸教授申論他對哲學與哲學史關係上的觀點。在陸教授看來，學科應以學與史兼備示其健全，而“學”顯然是突出學理，“史”則偏重學理演進的歷史。二者的關係應是“先學而後史，學是史的本體，史是學的程序”，尤其是“學理形態應當自體呈示邏輯程序，而非沒有自我實體的發展程序”。因之，“哲學的學與史是哲學科目本質統一性下的兩個性質差別的異域”。（第7頁）還說：“哲學之為學科的機體，本然地包含著哲學之‘學’與哲學之‘史’的差異性論域^哲學之‘學’是哲學之為學科的學理形態自體，它是決定哲學之‘史’的實體質素。”(第15頁）由此自然涉及黑格爾“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那個著名的思想論斷。這個思想後來又以“哲學就是哲學史”的命題而廣泛流傳。在陸教授看來，“哲學就是哲學史”這個命題成立的條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蓋二者有區別的事實。我們並不能因此把哲學歸結為哲學史，也不能把哲學研究侷限於哲學史研究。從這裡，作者試圖開出他的《中國哲學》的立根之基來。陸教授說：“學術生命力在於與時俱進地開新其生機途道。應世之需與綜合創新是《中國哲學》生成的動因條件。”（第8頁）該書比照一般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域而論中國哲學的所謂理論論域，也同時就是中國哲學之“學”所關注的問題。
除了緒言和結束語外，作者大體以此為依據將中國哲學的“學”分為本原論、格致論、名辯論、美識論、倫理觀五大板塊，各板塊有概述，且每個板塊也工整地區分為六章，全書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諸子百家、儒、釋、道各家哲學思想，而以六經之首《易經》作為全書之開篇。不僅如此，陸教授還將他所思考編排的板塊、章名和節名分別稱之為“宏觀的板塊論域”、“中觀的致思問題”和“微觀的語義概念”三個層次。於此我們看到該書特殊的邏輯結構。陸教授說：“宏觀的‘板塊論域’進向中觀的‘致思問題’，中觀的‘致思問題’在（再）進向微觀的‘語義問題’，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層次結構邏輯鏈。”(第17頁）又說：“篇名意義的‘板塊論域’、章名意義的‘致思問題’、節名意義的‘語義概念’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主體質素要件。論域、問題、概念的等差層階，堅實地組構並支援著中國哲學大系及其學科理念運動的法則性。論域、問題、概念是哲學的形態質素，也是哲學之為學科合法性的實體部件”。這是說根據“論域”劃分板塊，而以“問題”構成不同的致思路徑，以“概念”區分語義。論域、問題、概念就不僅成為構成橫斷面的《中國哲學》板塊與板塊、章與章、節與節之間的內在邏輯，且它們又縱貫性地是論域、致思、語義間相互聯絡的環節。陸教授嚴厲批判無視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存在的錯誤看法，以及那種輕鄙中國哲學研究者和教學者的不適之言。他說：“人們似乎不應該設想某個民族國家的哲學史不合法的問題，倘若執意擬設這一表示少數哲學工作者奇思妙想的‘問題’，那就需要等待他們拿出地球表面確實存在著‘生活著而無思想’的人類證據，同時還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為本質的哲學是否必要與某洲某國哲學相一致的終極難題！”.
此外，《中國哲學》還有兩大特點：一是特別突出中國哲學是關於智慧之思的學說的思想，二是強調中國哲學的美識論和倫理觀。陸教授在很多地方談到中國哲學或哲學的根本屬性問題。如其雲：“哲學的'本質是思想”（第17頁）；“哲學昭示著民族國家的理論智思”（第28頁）；“中國哲學即是……中華民族理性思維的智慧之學”（第1頁）；哲學是“精緻的概念思維的學科”（第16頁），還說：“哲義涵攝主體思維認知與經典認知與經由認知致取的知識智慧”（第13頁），等等。最後，他仍是將中國哲學還原為一般哲學：“中國哲學就是哲學國際一般意義下悠久輝煌的傳統的國別哲學”（第17頁）。中國哲學是否突出知i只問題，有不同認識。但陸教授突出此點是有原因的。一是他認為中國哲學也只是“哲學的國際一般"，一般哲學注重知識，當然中國哲學也理應如此；二是陸教授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南宋的四書學”，其自然接受朱子解《大學》的方式。關於中國哲學的美識論和倫理觀兩板塊佔了全書下冊，近三百頁。作者認為，“美識論是中國哲學學理形態的審美之域”（第21頁）。倫理觀的根本是如何實現社會公正的問題。“實現社會公正是領導主體對於社會進步的公共職責”（第494頁）。如果說美識論稍多地關注到道家與佛教的話，那麼，倫理觀中更多闡釋和介紹的是儒家的倫理觀。
總之，《中國哲學》一書不是隨意之作，無論從其花費十餘年時間上看，還是從思想邏輯的建構方面看，都是如此。當然，本書也存在仍需進一步完善的方面。首先是存在著難以完全劃分在五大板塊中的某些問題，也有多板塊同時並存的某一問題。比如，“言意之辯”就不免既可被當作屬於格致論，卻又彷彿屬於名辯論。作者並未明確交代究竟在何意義上屬於格致論，又在何意義上屬於名辯論。再比如，雖同屬於名辯論的名辯邏輯問題，在諸子那裡的具體表現有很大不同。儒家將之轉化為“正名”乃至“名教”問題，就與政治和社會教化、教育緊密相關，與名辯思潮中的名家及後期墨家單純重視思維邏輯有很大區別，但作者似未對此作出特別說明。其次，在某些思想敘述時，對其複雜性的分析仍待加強。比如，“美識論”中將老子的所謂“美惡相生”這種相對主義論調有肯定的敘述，卻未剖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此外，書中還有過分引證同一內容，閱讀上會造成重複的印象文字表述也非標準的現代白話，易生歧義。但總體上瑕不掩瑜，望讀者諸君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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