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對工資收入差距的影響論文
一、引言
19世紀後貿易自由化不斷擴大，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現象不同程度出現，其中一種不平等是不同質勞動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加大。對收入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很早就存在，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中就曾經提到資本主義世界將由於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加大，2012斯蒂格利茨的一本《不平等的代價》，以及2014年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再一次引起了人們對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關注。但是這裡面談到的不平等問題並不是我們要分析的不平等問題，就中國而言，收入不平等問題極為複雜，包括城鄉收入不平等，地區間收入不平等，以及不同階層勞動者收入的不平等等，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富人的生活過的特別的好，富人越來越多；而美國的收入差距擴大更多的表現為中產階級的工資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成本上升，種族間工資差異，以及底層低收入群體固態化等問題。
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有著不同技能的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收入差異問題。自由貿易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也是由來已久，最初的研究以H-O模型和S-S定理為理論基礎，貿易增加了一國充裕要素的收入，減少了一國稀缺要素的收入。如果說高技能勞動在發達國家是充裕要素，在發展中國家是稀缺要素的話，依照這一標準，國際貿易使得發達國家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擴大，使得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縮小。但實證檢驗表明這一定理只適用於少數國家。隨後的研究不斷擴充套件到不同行業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問題，直到學著們將異質企業貿易理論運用到其中，越來越多的出現了同一行業內部，企業間及企業內部貿易的收入差距問題的討論。除了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都出現了技能工資溢價外，兩國的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得以論證。馬克思曾經論證過簡單勞動不同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複雜勞動的工資一定是高於簡單勞動的工資的，而國際貿易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擴大，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二、理論發展
1、貿易和收入差異問題的研究最初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俄林-赫克歇爾（H-O）理論模型和斯托爾帕-薩繆爾森（S-S）定理的基礎上。首先，基於H-O模型和S-S定理的研究主要解決的是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問題，而許多實證研究表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異是發生在同一產業間，同一部門之間的。其次，S-S定理預測有著高技術工人的發達國家的工資差距會拉大，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工資差距在縮小，這與一些實證研究的出的結論相左，貿易自由化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同樣出現了工資收入不均等。
2、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的國際分工體系逐漸形成，產業內貿易得以發展PaulR、Krugman（1979）。這一時期的理論假設條件主要是廠商的不完全競爭性以及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使得廠商的成本降低，從而影響工人的工資收入。Borjas和Ramey（1995）利用古諾寡頭模型，得出了進口競爭降低了產業內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結論。以RobertC、Feenstra（1996）為代表以外包為基礎對國際貿易與工資收入差距關係的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外包，即本國企業進口中間產品，把非技能密集的產業轉移到低收入的國家，使得本國勞動力流向了高技能勞動行業（產業，企業），增加了本國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外包使得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從貿易導致要素的跨國流動轉移到要素在一國同一產業內部，不同企業間的流動上。實證研究以美國為代表，美國把非技能生產活動外包的行為看作是對來自於低工資國家進口競爭的一種反應，其中兩個時期的迴歸未能得出預期結論的可能是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能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流動性與替代性考慮不足，如果生產和非生產工人之間替代性強，則外包引起工資差距，如果替代性弱則外包更容易引發失業。Feenstra（2001）提出了基於中間產品貿易的S-S定理，發達國家以外包的形式把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減少了發達國家對生產性工人的需求，從而降低了發達國家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了對研發部門勞動力的需求，使其收入差距擴大。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可以解釋中國加入世十年間的情況，中國入世後承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華爾街一揮手，中國便成了世界工廠”（黃衛平，2010），從事產業鏈的低端，製造業加工貿易，同時伴隨著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從事加工貿易的工人的工資也有所提高，於是就出現了近年來頻現的“民工荒”以及對“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紅利消失的預判。引發人們思考的是中國的下一個十年，低端產業鏈是否會完全轉移出去，轉移後能否承接高階產業，以及伴隨著產業轉移的工資收入差距問題將會如何表現。20世紀80年代起，技術進步得以重視，學者們對“技術外溢”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研究，Grossman和Helpman（1991）認為不僅是創新國會因技術進步而受益，模仿國透過“幹中學”等途徑也會掌握先進的技術，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從這一觀點看，作為模仿國的中國，正因這一“模仿”而增加了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3、國際貿易理論不斷髮展，注意力轉移到了異質企業理論，並逐漸發展到員工的異質上。以Melitz（2003）為代表，企業出口行為與企業生產率相關，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企業選擇出口，為工人支付較高的工資。Monte（2011）構建了企業以及員工異質性理論，認為企業生產率以及員工的能力有著匹配的特性，生產效率較高的企業有能力吸引到有較高能力的員工，因此較高能力的員工獲得了較高的工資。但這一理論的假設是基於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的，於是引發了理論的擴充套件，勞動力市場的摩擦也會對工人的工資造成影響。Kreickemeier（2009）闡述了企業員工工資對企業生產率的依賴關係，發現全球化對不同企業員工的工資的影響不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隨著研究層面向微觀領域深入，區分這兩個方面首先要明確對工資收入差距的劃分。同樣能力的人得到的收入不同是一種工資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因為其所從事的職業，工作崗位，以及受僱企業不同，異質性貿易理論中主要指出了從事貿易的企業的員工工資收入高於非貿易企業中員工的工資收入，屬於“殘差工資差異”。而不同能力的人取得的不同的不同的工資則是“技能工資差異”，也是經典貿易理論一直在討論的問題。最典型的是Helpman等（2010）在勞動力市場摩擦條件下，把搜尋匹配模型引入到Melitz（2003）模型中，假設企業的生產效率與勞動者的能力相匹配，搜尋成本的存在使得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更願意花費成本僱傭更有能力的工人，為其支付更高的工資。Helpman（2014）沿用這一模型，用巴西的資料做了實證估計，證明了貿易和工資差距存在著出非線性的關係，起初貿易會加大工資收入差距，隨後會減小工資差距。貿易和收入分配差異這一問題的研究是隨著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而發展的，從最初的H-O理論到產業內貿易理論再到異質企業理論。由於研究方法，研究物件的不同，以及由於貿易在國家GDP中所佔比較小，使得實證對貿易導致收入差異檢驗無力。如何找到貿易規模的擴大和工資差距這兩個現實存在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探索的重心所在，如何把建立理論模型運用到中國的實踐則更是需要我們長期探討的問題。
三、實踐討論
1、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轉變。2012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而就在同一年貿易增速開始下降，結束了入世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期。貿易增速下降了，但結構卻在最佳化，一般貿易的增速超過了加工貿易，傳統的出口競爭優勢行業正在消退，新的競爭優勢的產業在培育。與七大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比，裝備製造業出口增加，通訊裝置，機車以及鐵路出口增速都已達到了10%。在市場廣度上，更多的新興市場成了我們的貿易伙伴，如東盟，俄羅斯，非洲以及印度等國家和地區。進口也有所變化，比如各大電商頻現的“全球購”業就是最近兩年的事情，最直觀的理解就是中國人富了，據統計從國在2000年~2013年間，人均財富已增長到2、2萬美元，百萬富豪達112萬人。所反映出的是我國的進口結構的逐漸轉變，工業品在進口中的份額在下降，上升的是消費品，近年來的增長速度都在10%~15％以上。技術含量較高的，如計算機整合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等產品的進口比重也在提高。財富為全球高效率的企業投選票，貿易自由化為其提供了便利。對外貿易的主體，也就是我們對微觀領域研究的主要物件--企業層面來看，民營企業佔比超過了70%，已經有意識的從貼牌，代工向自主的設計轉變。
2、貿易自由化與中國工資差異。提到不平等，與之相聯絡的是收入分配，而工資是衡量收入的一條適用的標準，在國際貿易影響要素收入這範疇，對工資差異的研究已經從不同行業間的工資差異發展到產業內部，更多的關注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的工資差異問題。目前對高低技能的分類主要集中於兩種型別，一種是依據勞動者所從事的職業劃分；另一種是依據勞動者的學歷劃分。依據微笑曲線，把產業鏈分為上游研發環節，中游生產環節與下游銷售和收入後服務環節。為便於理解，我們也可以按照微笑曲線來對高低技能勞動力要素分類，把處於產業鏈上游的研發人員，下游的銷售管理人員和中游的高技術水平的藍領工人劃分為高技能勞動力；把中游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藍領工人劃分為低技能勞動力。國際貿易對中國技能收入差異的影響可以根據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時從中國入世到金融危機的爆發；另一個階段是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在第一個階段中，從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角度看，本世紀初貿易的全球化把中國變為了“世界工廠”，中國以加工組裝製造被加入到全球價值鏈體系當中。創新的源頭在發達國家，在美國，美國透過外包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減少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收入，收入差距擴大。20世紀70年代起，發達國家的技能工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中國在過去的十年裡經歷來經濟的飛速增長，平均GDP增速達到10%，似乎是貿易在促進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把工資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傳遞到了中國，如果說是創新產生的對技能勞動力的高需求，那麼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創新並不足的國家來說，卻也出現了技能工資差距擴大的現象，背後的邏輯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形成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下產業的轉移對技能工資差距產生的“傳遞作用”。首先，產業內貿易以及外包的出現對21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國國內製造業收入差距產生影響。
中國入世後的貿易全球化過程，全球參與貿易的國家結合更加緊密，企業的生產行為在世界範圍內擴張，跨國公司在全球構建產業鏈條，發達國家的企業把微笑曲線的中間生產組裝環節轉移到中國，中國以“加工工廠”的身份參與到全球化過程中，從事全球價值鏈體系中，附加價值較低的中間的組中加工環節，過去的十年裡，外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企業的比重佔了多數，而出口低產品也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按照經典的'S-S定理的邏輯，我國低能勞動力的工資應該增加，技能工資差距應該縮小。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正如前面我們提到的我國貿易機構的轉變，從2005年開始，機電，電子裝置等產品的出口比重開始增加，目前，技術含量較高低產品的出口已佔一半，增加的是對高技能勞動那力的需求。
同時，中國又有著自己的完整的產業價值鏈，如果說國際貿易給中國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難以衡量，另一個提高了高階技術工人以及管理和研發崗位工人工資的因素便是中國企業的模仿和整合創造，增加了對產業鏈上游研發崗位員工的需求。其次，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發展為這一問題的解釋提供了依據，企業參與貿易的過程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國際貿易的衝擊使得生產率更高的企業留在國際貿易領域，並且擴大生產規模，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裁員以降低成本，繼續維持其在行業中的生存，甚至退出國際貿易市場，從事國內貿易，生產率最低的企業停產。生產效率高的企業與能力高的勞動力相匹配，根據Helpman（2012）搜尋匹配模型，出口企業花費更多的搜尋成本尋找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比非出口企業支付給高技能工人更高的工資。換句話說就是國際貿易增加了高技能勞動者更多的流入到貿易企業，增加了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中國企業在這一調整過程中的特殊性表現為，不僅是生產率最高的企業擴大生產規模，而且是一些原本技術水平不高的企業透過技術改進提高生產效率，也逐漸加入到貿易企業的行列中，參與出口的企業數量增加，僱傭工人規模加大。例如，中國承接了發達國家的汽車，計算機，空調電視等家電產品的加工組裝，過去十年裡中國電子裝置，機電產品的出口已經超過了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不僅僅是原有的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更多的中小企業加入到國際貿易的行列中，擴大了參與國際貿易活動的勞動者的需求量。更重要的是我國自身有著完整的產業鏈，中國企業的組裝模仿的過程也是對產業內產品價值鏈上游從事非生產領域的勞動力需求增加的過程。所以，國際貿易一方面擴大了貿易企業的規模，另一方面巨大的國際市場吸引了更多的企業參與到貿易活動中，貿易企業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兩者共同作用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支付給高階能勞動者更高的工資。
此外，貿易提高了技能要素的回報，企業僱傭工人時，作為可以觀測到的技能考核標準，最重要的一條是學歷，所以貿易實際上是提高了教育回報。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講，十年間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擴招，但技術學校的數量及招生人數比例不斷降低，高階水平工人供給不足，這也是造成了技能勞動力工資收入提高的一個原因。收入差距與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如果以洛倫茲曲線來衡量不平等的話，把人口按照比例劃分，橫軸為從低到高收入的百分比，縱軸為由低至高人口的百分比，兩者結合組成曲線，曲線越向下彎曲則越不平等，也就是說收入最高的人口比例小，而掌握的財富多。所以在本輪貿易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特點是，貿易的自由化拉大了中國國內工資差距，但卻抬高了整體的工資水平，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顯示，2009年到2013年間，製造業月平均工資中位數從5000元到8500元，五年內漲幅達70%。國際貿易儘管使得中國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資差距拉大，但卻使這一曲線更加平緩。第二個階段是2008年至今，過去的七年中“民工荒”“劉易斯拐點”等名詞不絕於耳，企業出現了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漲等現象。德國提出“工業4、0計劃”，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部分美國的本土企業迴流，外資企業把中國的工廠轉移到了越南，印度等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區和國家。中國企業面臨了新的困境，製造業加工企業的倒閉，原本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退出市場。企業的轉型升級是必由之路，從貼牌，代工到自主創新的過程中更加劇了對高技能拉動力的需求，從而使其工資不斷上漲。貿易的自由化帶來了全球價值鏈的轉移，勞動要素的工資收入以及配比也在企業的這一動態調整過程中隨之變化，為應對本輪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衝擊，職業教育的增加以及對技能勞動力的培訓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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