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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歷史文化與平民追問

文學歷史文化與平民追問

  一般而言,對於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功過是非的褒貶臧否,總是見仁見智的。這一方面說明了歷史與現實生活背景的隔離與疏遠,時空的障礙使得現代人對此只是霧裡看花般的窺探和甄別;另一方面,歷史影像和資料以各種不同的姿態(文物、古籍、史料、遺址和傳說等)散發、飄零於時間的河流之上,給後人的打撈、考證和再現增添了些許的困惑和迷茫。於是,在現代化的城市文明建設中,藉助於歷史的魔杖為現代旅遊業的繁榮和發展推波助瀾點石成金,已經成為許多地方的經濟建設文化開發策略之一,同時,也為普通旅遊者零距離地閱讀和解密地方歷史文化打開了方便之門。

  劉亞榮的遊記散文系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如《伍子胥,悲情的棋子》、《穿越長城的琵琶聲》、《大唐牡丹》、《遠去的老調》、《大秦王朝的密碼》、《我的村莊叫孟嘗》、《永遠的西施》、《吃在西安》、《半坡訪祖》、《尋夢甪直》等文。她的文章,給我一些驚訝和欣喜——作為一個女性作者,竟然以一種縱橫捭闔酣暢淋漓的文學敘事策略,在感性認知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系列理性追問:大氣而內斂,深沉而細膩,想象奇特,聯想豐沛.。其平民視野的角度、大膽求證的叩問、穿越歷史的場景、現場觸發的靈感、辯證思索的啟迪,都顯示出作者一種把握和運用歷史敘事方略的文心和才智、彰顯了一種從歷史的溯源和反思中警示後人的人文情懷。

  歷史文化,這道中華民族的精神營養大餐,大多是以歷史程序中的重大事件及其相關人物的命運為載體,以其內容的豐富和恢弘、人物的多面和神奇、情節的複雜和傳奇、結局的多樣和離奇、主題的多元和詭秘,歷來為人們口碑相傳、史料傳續,並且日益轉化為一種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粘合劑。善於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吸取成敗得失的規律性認識,是炎黃子孫能夠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的秘訣之一。作者深知,遊覽只是一種形式,而感受、觸控、體驗和挖掘其歷史文化的精髓,才是旅遊的真正目的。

  歷史文化散文,當代已經有了許多大師的先鋒性嘗試,想要突破它實屬難事。作者應該是明確這一點的,但是,她還是迎難而上了。比如伍子胥、王昭君、楊貴妃、秦始皇、西施、孟嘗君等人,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門客嬪妃,他們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是具有戲劇色彩的悲情人物,或者說是具有悲劇意味的世俗達人。在探訪這些不同時代歷史代表人物的鬼魂幽靈時,作者並沒有滿足於史書或教科書上的既定結論,也沒有重複引述歷史資料,而是以一種現代人的眼光重新審視和叩問之,得出一種經過辨析和思考的個性化的認知判斷與價值評價。

  關於伍子胥的傳說,歷來有多種版本的`印證。我的家鄉曾經是楚國的郊郢地帶,也有一個“子胥臺”的地名,也是其一夜白髮鞭屍的地點,而現在是人民醫院所在地。伍子胥的歷史價值,作者以“一顆棋子”的比喻涵蓋之,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他作為楚國的叛逆者,還是成為吳國的功臣,其身份好像已經不太重要了,關鍵是蘇州城的人民以受惠者的感恩心態為他建立了寺廟,並且在端午節為他招魂享受了如同祭奠屈原一樣的民風禮讚。這樣的評價,就跳出了狹隘的諸侯國利益之爭論和簡單的復仇報應的範疇,從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民族的利益格局出發,對其客觀公允地給予了評說和定位——“春秋無義戰,但多義士”,誠哉斯言!

  對於中國古代的四大美女,作者的遊記散文已經關注了三位,並且以不同的敘事方式給予讀者審美的回味。作者沒有陷入“紅顏禍水”的傳統結論的窠臼裡,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毛延壽的嫉妒和貪婪,反而成全了一段胡漢聯姻的民族佳話及和諧盛世。那飄蕩在長城腳下的琵琶音韻,是王昭君對個人命運的感恩與反思,還是對家鄉父老鄉親的眷念與傾述?在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融合與交流中,在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大局中,無疑,王昭君的作用不是僅僅以一個聯姻使者的身份就能夠涵蓋的。“也是一種機緣。運也?幸也?宿命還是使命?”也許這幾種意義的綜合評價,都是對於出塞女子魂靈的真誠呼告與慰藉。楊貴妃,這個在恩寵至極後被逼自縊的紅顏傳奇,給後人留下諸多啟示和警示:企圖依傍皇權金錢的蔭庇而榮華富貴得道昇天者,一般是沒有令人滿意的愛情結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開放在盛唐的牡丹,其豔麗雖然能夠給擁有者帶來感官生理上的享受和陶醉,但是在“江山與美人”的兩難抉擇中,其任人擺佈蹂躪拋棄的命運卻是真正的悲哀所在。多年來“貴妃醉酒”的嫋嫋餘音,只能為牡丹凋零的悽清慘狀發出幾聲同情而惋惜的哀鳴。作者對於紅顏薄命的歷史機緣和性格特徵給予了真誠而辯證的剖析和嘆息。而對於西施的功過是非的評說,的確是令人糾結的。從浣紗女到顛覆吳國的英雄,以自己下嫁夫差的壯舉而挽救越國於水火之中,這是怎樣一種情感煎熬和角色扮演?作者深入西施人物的內心進行了解密,對其矛盾而複雜的人格形象給予了實事求是地描述和肯定。其實,任何一個女人,她對於高雅、優渥和富貴的追求並沒有錯,只是其在私慾的過度膨脹中異化了人性損害了國家和他人的利益,被人詬病和討伐。這種情形,不僅僅是一種道德層面的檢視和審判,更是一種文化意義的解析和評價。

  站在西安的多處歷史文化遺址前,作者的靈魂一直在與歷史的風雲呼應著、對話著、糾纏著。兵馬俑的雄奇壯觀,半坡遺址的訪祖喟嘆,華清池的脂粉豔歌,西安小吃的地域風情等,都在遊人的心中留下一點新奇的懷想、一縷思古之幽情。如對於大秦王朝和秦始皇的評判,作者的思緒是經歷了痛恨、理解和讚賞的過程的。因為多少也是對生於燕趙、死於燕趙的“老鄉”秦始皇寄予了些許的自豪和驕傲的。對於先祖遺址的尋訪和聯想,作者更是以古今對比的筆調進行了生態文明的回味與反思。

  為了在平民追問的理性平臺上盛開智慧的花朵,作者十分重視營造文學描述的土壤和氣氛。她的敘事語言靈巧而機敏,結構具有電影蒙太奇的張力。文章主題往往是與遊歷現場的某種意象相互對應的,同時藉助於想象的翅膀,還原歷史的真相,讓當時的人物和景物甦醒起來、活躍起來、跳動起來,在時空的穿越中發出振聾發聵的追問、質疑和探尋。作者還注意以細節刻畫來展示歷史畫面真實與現實情感真實的對接和融合。如《伍子胥,悲情的棋子》中,文章結尾處巧妙地以樹下老人下棋的場景回應和深化著主題的演繹;《大秦王朝的密碼》中,也是在結尾處意味深長:“兵馬俑內的燈光很獨特,極像家鄉閒適的傍晚,那些兵俑脫去盔甲,拿起鋤頭,不就是一幫辛勤的莊稼漢?而秦始皇還是個在滏陽河邊玩水捏泥巴的小孩子。天空有大雁飛過,而此時,我彷彿倚靠在麥秸垛旁,看大秦王朝如雲掠過。”這裡的“燈光”、“大雁”與“莊稼漢”、“小孩”等意象的虛實交織的描寫,具有散文詩般的美學意蘊。

  目前,作者的歷史散文寫作可能還是處於一種試驗階段,其可貴的探索和勤奮的努力已經得到了讀者的肯定。但是,其文字內涵上還是有些點到為止的膚淺與疏漏;有些觀點和評價缺乏必要的論證和深入的思考,在歷史的真實性與縱深感之間、在現實的叩問和反思之間還有待深化;在文字內容上還可以將思維放開一些,在敘事、議論和抒情的有機結合上還有提升的空間。為此,我們充滿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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