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魯迅寫作背景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故鄉魯迅寫作背景，歡迎大家分享。
背景
《故鄉》是現代文學家魯迅於1921年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小說以“我”回故鄉的活動為線索，按照“回故鄉”——“在故鄉”——“離故鄉”的情節安排，依據“我”的所見所聞所憶所感，著重描寫了閏土和楊二嫂的人物形象，從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農村破產、農民痛苦生活的現實;同時深刻指出了由於受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勞苦大眾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縛，造成純真的人性的扭曲，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膜，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生活的強烈願望。該小說入選初中語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級(上冊)。
辛亥革命後，封建王朝的專職政權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的統治。帝國主義不但操縱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的命脈，而且操縱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由於這雙重的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他們過著飢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1919年12月初，魯迅從北京回故鄉紹興接母親，親眼看到了故鄉的破舊不堪和農民生活的貧困，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一年後就以這次經歷為素材，創作了小說《故鄉》。
小說寫於1921年1月，後有作者編入他的小說集《吶喊》，它的故事情節和主要人物，大多取材於真正的現實生活。1919年12月初，魯迅從北京回故鄉紹興接母親，親眼看到故鄉的破舊不堪和農民生活的貧困，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一年後就以這次經歷為素材，創作了小說《故鄉》。小說著重刻畫了一個受盡當時社會摧殘剝削的勞苦農民閏土的形象。透過對閏土悲慘遭遇的描述，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深刻揭露舊社會對農民從肉體到精神的重重殘害，表達了作者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生活的強烈願望和堅定信念。
文學賞析
小說寫“我”“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透過自己在故鄉的所見所聞表達了離鄉多年後重新回鄉的一番物是人非的感慨。小說一開始所極力渲染的那種悲涼的氣氛，是為後面的感慨作渲染和鋪墊：“時候既然是深冬……沒有一些活氣。”這也正是“我”此次回鄉的悲涼心境的反映。作者忍不住懷疑“這可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旋即轉入對故鄉的回憶：“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又恍然意識到，“故鄉本也如此”，只不過是“我”的心境變化而已，“因為我這次回鄉，本來就沒什麼好心緒”。這“心境的變化”表明了“我”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離本鄉、“走異路，逃異地”，到現代都市“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一段隱藏在小說背後的曲折經歷之後，卻仍然在為生活而“辛苦輾轉”的失落和悲哀，而這一切正是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困惑和迷茫。帶著這樣的心緒，“我”回到了久別的'故鄉，心中自然感到了無限的淒涼。在這個意義上，“回鄉”也正是“尋夢”，從而帶有了一層形而上的人生況昧，表達了一個出走異鄉的現代文明人對於故鄉的眷戀，一種難以割捨的鄉土情懷。
然而“我”又是帶著失望與悲涼離開故鄉而再度遠走的，因為這故鄉已不能帶給“我”所需的慰藉和滿足，小說因此而蒙上了一層濃郁的悲霧，如茅盾所言：“悲哀那人與人之間的不瞭解，隔膜。”這“隔膜”具體體現在“我”與閏土的身上。小說寫到“我”在聽到母親提到閏土時，腦子忽然閃出了一幅“神異的圖畫”，“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深藍的天空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這圖畫正是“我”記憶中的美好童年的幻影；而“我”的這次回鄉，一半也是想要尋回那已經逝去的美好回憶，然而並不能，因為那“時時記得的故鄉”不過是“心象世界裡的幻影”而已，那一幅美麗的神異的畫面，其實是“我”幼年時憑著一顆童稚的心，根據閏土的描述而幻想出來的夢罷了，“我”只是如“我”往常的朋友們一樣，“只看見院子裡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可以說，閏土的出現給“我”的童年帶來了無盡的歡樂，——雖然“我”也一直未能親身體會到閏土所講的裝諒捉小鳥雀、海邊拾貝殼和瓜田刺猹的樂趣，這些歡樂的記憶只在“我”腦中蘊藏、發酵，加上農村淳樸的鄉情，最後匯結成了那一幅神異的美妙的圖畫。也就是說，那美妙的“故鄉”從未在現實中真正地存在過，所謂的“我”所記得的“好得多了”的故鄉也只是永遠地存在於童年時光的美好回憶中，——真正有過的，不過是“我”所幻化的故鄉的美妙而已。因此要“我”“記起它的美麗，說出它的佳處來”，“我”就“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那麼所謂的“尋夢”，也只是一種充滿渴望的幻象而已，一個永遠懸置而不可到達的夢境。這是在小說一開始就已潛藏的一個困擾現代人的悲哀——精神家園的失落。小說從“還鄉”到再次“出走”，真切地記錄了現代知識分子在鄉土情結與現代性渴望之間糾纏難開的心路歷程。
二十多年後“我”見到閏土的隔膜，正是“我”對故鄉美好夢幻的破滅。魯迅將這“隔膜”歸咎於“歷史遺傳的階級觀念”，這是從社會學來看待的。閏土見到“我”時，分明叫出的那一聲“老爺”，讓“我”感到了我們之間已經隔著的一層“可悲的厚障壁”。母親聽了後說：“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閏土卻說：“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而這“規矩”，便正是從祖祖輩輩“歷史遺傳”下來的尊卑有序的等級觀念，亦即封建宗法制的儒家主流文化的體現。而閏土叫水生“給老爺磕頭”，將這等級觀念繼續遺傳下去，這種麻木和不自覺感到了窒息般的心酸。從某種角度來看，鄉村社會的人們帶著一種既勢利又羨慕的眼光打量衣錦還鄉者，而回歸者卻永遠是懷著一種濃郁的鄉土情結來期待故鄉的溫情。這種心理的錯位即是另一種“隔膜”，是出走還鄉的現代人普遍遭遇到的難以磨滅的情感傷痛。這樣看來，“我”與“閏土”之間的“隔膜”，其實已深入到現代人的普遍性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之中了；而且，“我”的離鄉尋夢，追求現代文明的一種“飛向遠方、高空”的生活和理想追求，和閏土的堅守故土安於現狀的一輩輩紮根大地“生於斯死於斯”的傳統農民保守的生活和生命觀念之間，猶如兩條相交的線條，從過去到未來，向著巨大的時空方向無限地背離；而這種背離也並不因我們從小想要“一氣”的親密而有所改變，正是殘酷的生活（或者說是命運）將人們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軌道，並越走越遠。或許在現代人的生存體驗中，他們渴望超越這種社會既定階層，不論是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無論他們在外面的世界闖蕩得如何成功或失敗，他們都不想在故鄉這一特定的空間遭遇這種“隔膜”與背離。但他們卻無法改變這一點，就像魯迅無法讓閏土一如既往地接受自己一樣；因而不免有著深沉的壓抑和悲哀。這種悲哀又在“我們”的後代，水生和宏兒身上繼續延續；兩個孩子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我”與閏土的昨天，另一方面也留下了無盡的內心糾結和困惑：是不是水生和宏兒將來也會如今日的“我”和閏土一樣地隔膜起來，還是他們真的會有更好的生活。整篇小說幾乎在闡釋這樣一個富有意味的“絕望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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