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 生還是不生
"全面二孩"後計生專幹人員考慮自己是否再生一個
生，還是不生?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公佈全面二孩後，曲莉的朋友圈就被同一個問題持續刷爆。在居委會擔任計生專幹的她，儼然成為朋友圈裡的免費諮詢師：政策啥時候落地?怎麼辦手續?國家會不會有獎勵?
“我身邊的同齡人，現在都在考慮要不要生。”曲莉是70後，朋友圈幾乎都是懷抱大家庭夢想的同齡人，紛至沓來的諮詢讓她原本繁忙的工作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但她只能回答：政策還沒落地，我也不知道。
為了不誤導居民，社群現存的計生宣傳手冊已經停止發放。曲莉在等待著政策的落地，這不僅關係到她的工作，也在影響著她：我自己要不要再生一個?
見證並預感遲早開放全面二孩
曲莉是北京市海淀區某街道下屬社群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從2009年起，她陸陸續續做了四年的人口與計生工作。
“我們居委會人手不夠，所以其他工作我們也得做，比如慰問獨居老人、組織他們相聚之類。”曲莉說，正是親眼見到這些老人的現狀，讓她感覺計生政策該改了。
“我們社群獨居老人挺多的，我們有時候去家裡慰問，都拉著你不讓你走，感覺特別無助、特別想找人說說話，看到他們就像看到自己的未來。所以計生政策真該改了，以前生孩子還多，只是有的不在身邊還尚且這樣，像我們只有一個的，以後孩子負擔多重啊。”
雙獨二孩開放時，曲莉還不是計生專幹。從單獨二孩開始，她見證了政策的變遷與效果。
“單獨二孩是2013年開始的，我們會給申請者一個單子，上面寫了他們需要準備什麼東西，並且給他們提供各種表格和制式的證明材料，幫他們去街道申請。從2013年到現在，我們社群有幾十個申請的。”曲莉說，她所在的社群有兩千多戶，而兩年來，申請二孩的單獨家庭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多，因此她預感，“十三五”會開放全面二孩。
“本來國家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就說是三十年，1985年到現在，剛好三十年，而且咱們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嚴重程度連小孩子都知道了，開放二孩肯定是必然的。”
雖然有預感，但全會公報直接宣佈開放，還是讓曲莉覺得很意外。“計生辦現在還沒跟我們開會說這事兒，新的具體政策應該主要講關於獎勵懲罰的規則，我估計明年初能下來。”
目前，曲莉已經暫停發放現存的宣傳材料了。“二孩開放以後，這些材料都過時了，不能用了。這就得把握好，不能隨便再宣傳了，我們12月份的知識競賽肯定也要根據全面二孩進行改動。”
70後生育意願最強也最糾結
曲莉早已經被朋友們問過一輪了：“大家都在問政策，尤其我們70後都很糾結。70後要再生就是高齡產婦了，本來就已經這病那病的了，精力和體力也已經不像20多歲的時候，40多歲再帶孩子就沒法上班了。從興奮中冷靜下來還是覺得困難重重，還是需要很大勇氣。”
作為70後，曲莉感覺這一代人還是比較傳統，大部分人都還很嚮往大家庭的生活。據她的觀察，政策出來後，70後的生育意願是很強的，只是因為財力、精力等現實條件的限制，才會陷入生與不生的兩難境地之中。
不僅是朋友，1972年出生的曲莉也在考慮要不要再生一個，但繁重的工作和年齡讓她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曲莉感嘆，要是政策早幾年出臺就好了：“早幾年出來，我才三十多，精力和身體條件就更好一些。”
同時她發現，80後、90後更獨立，想生二孩的就比較少。“我弟弟弟媳就是80後，有條件再生，但人家就不想再生了，覺得帶孩子太累。這可能就是我們70後跟他們的區別吧，他們更獨立更自我一些。”
“每天光檔案工作都做不完”
“我的工作內容叫做人口與計劃生育服務，可人們總以為我們整天就是抓超生。”曲莉說起人們對計生工作的誤解，也是頗為無奈。
“很多人以為計生幹部就是抓超生，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人口與計生工作，不光是控制人口，優生優育、生殖服務、嬰幼兒早教，這都是我們的工作內容。前一陣兒大家都去考了生殖健康諮詢師、嬰幼兒早教護理師，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居民。”
曲莉說，之前控制人口可能是計生幹部的主業，但是其實輔助性的工作一點兒不少。她的日常工作可以分為五大塊：諮詢、出具各類證明、協助申報生育相關補助、計生宣教與人口資訊更新。
“平常諮詢做得比較多。其次就是辦理一些蓋章事宜、出具一些證明材料，比如婚育證明。第三是幫助申領傷殘死亡獨生子女特撫家庭的補助和一些其他的補助和獎勵。”
而計生宣教主要是發放計生工具和宣傳計劃生育，“世界人口日、計生協會會員活動日、計生法頒佈紀念日，這些日子我們都會發一些宣傳手冊，內容包括計生政策、優生優育等。我們還會給育齡婦女發葉酸。每年街道也會給一些體檢名額，我們就會帶著社群裡一些育齡婦女去。”
除此之外，計生專幹還負責社群全體人口的資訊錄入與更新工作，每個人幾十條基本資訊，比公安戶籍的資料更為詳細。“建育齡婦女卡片，建母嬰健康檔案，每天光檔案工作都做不完，週末都要加班。”
“有些不講理的甚至要打人”
“我們給人家開各種證明的時候，比如婚育證明，得要對方出示很多證件，人家就覺得我們為難他們，可這是上面規定我們要這麼做的。”曲莉感嘆，基層計生幹部工作的難點，就是卡在上級規定和群眾需求之間難以兩全：“比如說有人的獨生子女證丟了，或者時間太早還沒有獨生子女證，現在辦很多事需要這個證。他們覺得我是社群居民，你就得給我開，但是你要求他出示很多材料，他又覺得麻煩，所以就會有衝突。”
曲莉說，以計生專幹最常開的婚育證明為例，社群主要負責給無業的居民開婚育證明，可是現在很多檔案不在社群的人，也會要求社群給開證明。“有些人檔案是在人才中心，他要領生育服務證，人才中心就要求他來社群開婚育證明，但是他檔案不在這裡。我就得向片兒長、樓長來了解他的'情況，如果情況屬實，還要他寫一個承諾書，才會給他開。”
然而，這個瞭解情況的過程就會被一些人視為是在窺探隱私。“有些人可能過去一些事情不想人知道，比如犯過法，他就覺得你是故意挖他隱私，有些不講理的甚至要打人。”
即使這樣，她也無法省略每一個步驟，因為這是工作流程的要求：“我必須找證人證明你的情況，這是我最基本的職責。”
“一有懷孕的熱心群眾就來彙報”
工作繁雜，人手短缺，為了及時掌握社群人口的變化情況，片兒長、樓長和計生宣傳員成為了曲莉工作的重要助手。
“這個隊伍有一百多人，歲數都挺大，但都很認真。每年我們會組織一次計生文藝匯演和計生知識競賽，還有計生藥具知識和優生優育講座，相當於也給他們做培訓。”曲莉說，當社群裡有流動人口懷孕的，這些熱心群眾就會來跟她彙報，她再去了解對方情況，看是否符合生二孩的條件。
“不同人群的政策不一樣，比如農村的頭胎是女兒就允許生第二個。我們主要就是依靠這些群眾提供資訊，我們才能去查。如果光靠我們的力量，光是檔案工作就做不完，根本不可能天天去社群轉。”
曲莉感嘆，計生工作政策性強，要負擔的責任很大，所以居委會里誰都不樂意幹。“不能超生，這就是硬指標。只要社群居民裡有超生的，那整個社群的工作就是一票否決制，不要參加評優評獎了。”
所幸她所在社群是部隊大院，計生宣教做得比較到位，居民也比較守紀律，所以近幾年並沒有發生因為超生而影響整個社群評優的情況。曲莉也在期待著，全面二孩放開了，“一票否決制”這個計生專幹最大的壓力源能夠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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