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國貧富標準線,新白領標準月薪2萬元以上
最新中國貧富標準線,新白領標準月薪2萬元以上
“最新中國貧富標準線(年收入)：超級大富豪5000萬以上;大富豪1000萬~5000萬;富豪300萬~1000萬;高產者30萬~100萬;中產者15萬~30萬;低產者8萬~15萬;窮人3萬~8萬;很窮的人1萬~3萬;非常窮的人5000~ 1萬。”
“新白領標準：月薪2萬元以上;至少有兩居室;有至少15萬元的代步車……”
在網路上，這樣的段子通常會被瘋狂傳播。當然，轉發的主體一定屬於所謂新標準中靠後的幾種群體。在非常具象的階層譜系中，他們得以對照自己的處境，並且能夠清晰丈量出與前方目標的差距。對於具備基本大學教育背景和勞動能力的人群來說，中產是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實現的路徑雖然日益艱難但又似乎可以心嚮往之，這樣的心理預期支撐著他們奮鬥，自我勉勵、對抗生活。
虛耗的成本
田秋最害怕在單位請客吃飯。她就職於北京的一家國企，收入不算很高但穩中漸漲，足以保持寬裕的生活。壓力來自於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同事，他們多是其他國企老總的子女，而田秋是僅有的幾個來自普通家庭的員工之一。每天晚上還沒到下班的時候，辦公室裡的女同事們就已經開始熱絡起來，商量著等會要去哪裡吃飯。這是田秋每天最忐忑的時刻，她既希望能夠被邀請，也糾結於要為加入這個圈子付出相應的成本。“跟她們出去吃飯，你不可能一次也不請，至少也要花個好幾百，多則上千。”田秋為此而疲累，並且對富人的聚會熱情感到不可思議：“光棍節、三八節、生日……只要你能想到的節日她們都會相邀吃飯，任何一個名目都能讓她們湊到一起。”最誇張的一次，一個同事的'入職一週年紀念日，花了七八千塊請客。
不想換工作，就得融入她們，田秋開始學習禮尚往來。一天下班，她準備請關係較好的一個同事吃飯，沒想到對方熱情地邀請了其他人，最後“串聯”了更多的人。在她們那裡，這僅僅是一頓熱鬧的晚餐，但是田秋腦中反應出的是一張超出自己經濟能力的賬單。
田秋不是一個虛榮的人。她已經把自己的生活要求壓到了最基本的標準。去年“五一”，原本都已經訂好了去杭州旅行的車票，但是看到臨近假期便成倍漲價的賓館，最後還是下決心退了火車票。周圍的人幾乎都有數套房產、開好車、用名牌，她連羨慕的勇氣都沒有：“雖然有信心未來一定會更好，但跟她們不能比，起點差別太大了。”她只是不想被邊緣化。
大部分處在中下階層的人並不會有為“融入富人”而疲於應付的體驗，但是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為人際支付額外成本的壓力。中國社會的人際屬性決定了個體、家庭為人脈、人情不得不付出與所處層次相對應的“維護費”。在一個關係即資源的社會生態中，保持和拓展“圈子”似乎已經成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所小城市當英語老師的何佳更是為此不堪重負，每個月的工資不足2000，在當地不算很低，節省一點，完全能夠養活自己。讓她鬱悶的是，學校裡的年輕人太多了，隔一小段時間就有人結婚。常常是工資到手沒幾天，份子錢就已經花出去了一半。
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層人群的財富積累。因為不放心，所以寧可花高價買進口奶粉;怕孩子落後於人，就上各種各樣的培訓班;為了不out，即便氣喘吁吁，也要緊跟消費的導向和潮流，保持對各類電子產品的更新換代。每個人都被社會洪流裹挾前進。食品(行情 專區)安全問題的頻發、教育的功利性變形和消費品與身份掛鉤的價值取向擴大了社會的非理性，進入了一個用金錢才能買來安全感的時代，無謂的消耗就此形成。中下階層的生活成本因而變得更高，窮於應付。
當然，這還不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高企的房價幾乎拖垮了每一箇中下層甚至中產家庭，貨幣實際購買力的下降、稅費的增加、水電費等公共服務的價格攀升，外部經濟環境和虛耗的成本疊加，使中下層透過財富積累實現上升的可能性變得更小。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據近年的中國城市居民家庭收入與消費調查資料做出了分析。對比不同的社會階層，家庭節餘有如下特徵：第一，即使高收入階層花費更多，他們依然可以有著比低收入階層多得多的節餘;第二，高收入階層節餘的增長速度快於低收入階層;第三，如果說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消費與支出的差異巨大的話，其節餘的差異更令人吃驚。以2005年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擁有了當年所有城市家庭節餘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僅僅擁有不到10%的當年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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