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質研究：基於方法論的反思
摘要：透過對教育本質研究的宏大歷史的梳理，運用文字分析法、比較研究法等，對教育本質研究的方法進行了反思與構建。研究表明，新時期教育本質研究面臨著價值取向的重新選擇：對於本質主義者而言，研究取向應該是從本質追問走向問題克服；對於反本質主義者而言，研究取向應該是從專事拆解走向理性批判。遵循從多元到迴歸的模式，是未來教育本質研究的理性必然。
關鍵詞：教育本質；教育理論；本體論；反本質
中圖分類號：G40-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xx)01-0108-06
教育理論界向來認為教育的本質問題是教育科學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在堅持教育學學科信仰者那裡，對教育本質問題的探究從來都沒有停頓過。西方教育本質研究更多是以內隱的形式存在於教育理論的探究之中，而在我國，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有過一段激烈的關於教育本質爭論的時期。這種爭論發展到後來，雖然關於教育本質研究的文字逐漸變少，但對教育本質的探究並沒有停止，教育本質研究逐漸地走向了內隱化，或多或少具有了西方教育本質研究的一些特徵。從目前國內來看，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相對孤立地探討教育本質的研究思維已經被辯證的聯絡思維所替代，研究者大多是從教育科學的理論體系審視教育本質，教育本質依然是教育理論研究的一個難題。無論教育本質研究的存在形式如何，教育科學要獲得發展，對教育本質的追問就無法迴避。本文試圖以分析教育哲學的誕生為分野，考察教育科學理論研究正規化的演繹，從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思維來反思教育本質研究，管窺教育本質研究的未來走向。
一、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歷史批判
縱觀教育科學發展史，對教育本質探究的脈絡並不十分清晰。尤其在西方，旗幟鮮明地探討教育本質的文字並不多見。儘管如此，在今天所能接觸到的經典教育理論鉅著中，我們還是能夠感受到教育本質研究的氣息。正因為如此，審視教育科學理論體系的研究，或許有助於更清晰地對教育本質研究進行梳理。
在分析教育哲學誕生之前，教育科學理論研究基本上都是試圖透過經驗、實證的科學方式尋找教育學的科學正規化，揭示教育的規律性存在。這種思維方式合法的前提就是承認教育本質的存在，是基於對本質先在性的信仰。然而，分析教育哲學之後，教育本質的先在性日益受到批判，教育理論建構的思維方式受到質疑。這種批判和質疑不是空穴來風，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教育先在性的否定具有揚棄的性質，這種揚棄的過程，對於教育本質研究乃至整個教育理論研究都具有解剖的意義。
(一)西方教育本質研究的批判
眾所周知，對教育理論研究的批判由來已久。當傳統的客觀主義、本質主義或者說知識論思維將教育學的理論構建引導到困境之時，教育理論界開始反思，起初更多是反溯教育理論研究的歷程，但反溯無濟於事，必然對研究的前提產生懷疑。上個世紀50年代，西方分析教育哲學的興起使得教育理論研究開始進入了反省的時代。傳統教育理論研究的指向、方法都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過濾和變革，這主要表現在一部分研究者將教育的本體存在擱置一邊，轉向對教育的意義和價值的探究，教育理論研究方法也從認識論、實證主義的獨霸逐漸過渡到強調對教育的理解和體驗上來。正如唐瑩指出的，在西方教育學認識論上，批判的思潮(主要是相對於分析哲學而言)已經隱退，所謂的後現代思潮正處於高峰。
如果深入審視便不難發現，對傳統教育科學的深入批判是建立在對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歷史批判之上的。在分析教育哲學產生之前，西方教育科學的發展史，可以說都是基於人們對教育本質的理解而展開的，研究者們構建教育理論總是習慣基於對教育本質的不同理解以嘗試回答如何教育的問題。儘管很多人並沒有直接提出教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但是從認識論上說，他們在研究展開之前都潛意識地將教育本質已經作了界定，因為他們總是試圖透過科學的研究正規化來構建教育理論，，而一旦這樣做，在邏輯上就不得不堅持教育的本質先在性，並從本質主義出發相信能夠依賴普遍的方法論把握這種本體存在。亦即本質的先在性為科學研究正規化的展開提供了可能，如果離開了本質先在性，也就無所謂再透過理性的工具來界定它了，教育理論的發展也就失去方向。進一步說，承認這種教育本質的先在性，也就必然要將教育理論研究納入科學的軌道，沿著本質先在性假設這一前提，透過經驗的或實證的方式、手段來為教育立法，規範教育，界定教育。其結果是，由於這些立法者在關於教育本質的內容上難以達成共識從而導致教育科學正規化趨於多樣。儘管從柏拉圖以來教育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但文字的共同正規化卻呈現出千姿百態，這就意味著所謂的正規化本身的非正規化化，以至於為分析教育哲學的口舌之爭提供了論據。因此，對教育理論的深入批判本質上也就成為對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批判，儘管後來的分析教育哲學陷入了語言批判的窠臼之中。
由此可見，西方分析教育哲學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教育理論研究尤其是教育本質研究的一個分水嶺。西方分析教育哲學之後的教育學科的發展、教育學科的理論研究開始從歷史上一直秉承教育本質先在性逐漸地轉向對本質存在的質疑。當前，西方“新的教育理論研究已在分析家們提供的一系列較為可靠的概念、論證框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價值上的要求與規範。”教育本質的理解開始從對本質的關注逐漸地轉向對意義的追尋，以至於如何驅散教育理論的“科學性”迷霧，成為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教育認識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不難看出，西方教育本質研究，其實是隱含在教育理論研究之中，而對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批判是間接地透過對教育理論的批判來進行的。
(二)中國教育本質研究的批判
與西方教育本質研究的間接性不同，中國教育研究一開始就直接以教育本質作為研究物件。相同點是，對教育本質研究的批判，其原因存在較大的一致性，與教育理論的合法性構建不無關係。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科學的理論研究其實也是因循教育本質先在性而展開的，諸如教育是上層建築、教育是生產力、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等。“以本質範疇、本質信仰、本質追求為基本內涵的本質主義知識觀和認識論路線逐漸在中國教育學界佔據支配地位”，這種教育本質先在性認識也必然將我國的教育學理論構建置入到西方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教育學發展狀態中，儘管國內關於教育本質和功能的認識不同於西方當初的`理解，但是殊途同歸，教育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都要受到質疑，以至於人們感嘆教育學要走向終結。因此，教育理論研究走上批判的舞臺，這種合理性最終也就為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批判以及從哲學高度來反思教育的本體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西方如此，我國亦然。
而且當教育本質先在性的歷史批判走進西方教育科學研究者視野中的時候，這也再一次為國內教育本質的研究、教育科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路標。
近年來，我國教育科學理論構建也開始走向了方法論乃至本體論的質疑，突出地表現在對教育理論中的理論前提、概念術語、命題等所作的規範性、規則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反思上，進而分別從不同層面或多或少地對客觀主義、本質主義予以批駁。公開著作首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從兩極到中介——科學主義教育與人本主義方法論研究》，它批判傳統教育理論研究熱衷於本質問題，失去了主體意識。如果說我國在上個世紀關於教育本質的反思還是一種自發行為、侷限在少數學者的話，那麼到了21世紀，反思逐漸走向了自覺，類似公開文章屢見不鮮。如高等教育研究20xx年第2期刊發的《從“規律”的證實到意義的解釋：教育學的語義轉向》一文指出，教育學在追求精確化的存在依據中陷入了普遍主義方法論所規範的原子化_的、非歷史的、本質主義的誤區中，而且正是這種普遍主義的方法論使教育學的合法地位受到質疑。20xx年10月，天津教科院學報刊發的《教育本質研究的研究》一文，開宗明義地探討教育本質的“有”與“無”。再如有論者呼籲，對教育本質探究的方式應該從追問教育存在的概念轉向揭示教育存在的意義。更有學者乾脆對教育理論研究的本質主義思維予以批駁，指出“21世紀的中國教育學研究必須深刻地批判和徹底地拋棄本質主義，樹立新的反本質主義觀的知識觀，走上新的反本質主義的認識論之路”。教育本質研究的這種方法論乃至本體論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教育研究中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其發展走向與西方如出一轍。如在周浩波的《教育哲學》中，教育就是一系列的意義。這種“教育”解釋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我國教育研究的本質主義思維在學術界的根基已經受到了觸動。因此可以說，當前我國學術界存在著教育本質研究何去何從的問題。
二、異化的教育本質研究：目的和工具之爭
教育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對教育本質先在性批判的理論解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語境：無論是承認還是質疑甚至否定教育的本體存在，教育本質研究都是為了給教育科學立法，給教育科學提供合理、合法的身份存在。因為歷史上堅持教育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學者們堅信，只有當提出“什麼是教育”這一問題時，教育研究才能說是開始了教育科學的探討，才開闢了教育問題的一門科學——教育學領域。在這種研究思路下，教育本質研究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工具存在，教育本質研究的價值並不在於揭示教育本質內涵抑或否定教育本質存在，而是作為工具性存在為教育學科共同正規化的追尋、教育學科的建立提供突破口。
(一)教育本質研究的目的和工具之爭
對於質疑和否定教育本體存在的人來說，將教育本質研究作為工具似乎無可厚非，因為他們認為本質有無本身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因此對它的探討本身就不是目的。但是，這對於承認教育本體存在的人來說，就必然置自身於尷尬境地。因為在本質主義思維中，教育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揭示教育的規律，揭示教育的本質。可是一旦他們進行教育本質研究時，教育本質卻成為教育理論的附庸，成為構建教育科學理論的工具，成為教育理論演繹的前提。在這種工具思維下，教育理論的確立必然將其研究推演過程納入到科學主義的軌道上來。所以即使當研究者獲得了所謂的教育理論，但是“由於科學解釋方式的成功”，他們得出的教育理論也就難免會陷入所謂的“奧康納判定”之中了。顯然教育本質研究的目的和工具之爭在教育本體信仰者那裡成為本質追尋的一個絆腳石，要追尋教育本質，就不應該把它作為教育理論構建的前提，因為這種本質預設的存在容易導致教育理論構建趨於瓦解，而要構建教育理論，則又必須要確立一個基本的邏輯前提，那就是關於教育的本質理解，否則如果連教育本質都沒有揭示，又談何理論的存在?
但是，教育本體論信仰者在本質研究中所處的進退維谷狀並沒有為本質質疑和否定論者提供支援。在批判本質先在性的論者那裡，他們的研究前景同樣處於不妙的境地，教育理論的構建同樣在教育本質研究的目的和工具上產生了交鋒。在反本質主義者研究視野中，他們並不是不研究教育本質，他們研究教育本質不是揭示本質的存在而是要消解本質本身。這種消解也不是目的，消解只是一種解構。然而，解構本身是否又意味著一種新質的界定?並且解構的過程是否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新的變種的本質主義的誕生(也即無本質是不是世界的本質)?後現代主義者在消解本質的時候必然要重新構建，因為迴避本質是可以的，但是迴避構建則必將使得自己的理論走向窮途末路，何況對後現代主義迴避構建的批判之聲已經不絕於耳——“在歐美學界，專事拆解而無力建樹的後現代主義愈來愈顯出頹勢”。因此構建是一種必然，正如有論者在評價西方反本質主義運動時指出的，“‘解放’大話語的修復，意味著反本質主義運動將探尋出口。‘解放’意味著不合乎人的本質的現實關係的結束，在新關係上人之新質的構建。”在這個意義上，反本質主義者(或者更寬泛地說對本質先在性質疑主義者)在進行教育本質研究時，他們的目的和工具也在激烈地交鋒。研究的展開需要否定本質的存在，可是研究的深入又難以迴避教育的本體構建。
(二)走向異化的教育本質研究
如果說在教育本體論信仰者那裡，教育本質研究的目的在工具化，那麼在本質先在性批判者這裡，教育本質研究的工具在目的化。可以想象，無論是堅持還是反對本質的先在性，其實本質一詞在兩者的理論研究中都是那樣的不可迴避。這種目的和工具之爭給教育本質研究帶來了難題。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教育本質的本體有無，問題本身已經證明了教育本質有無的探討進入了一個死衚衕，這已經不是教育研究的問題，而是哲學研究的問題。20xx多年來，諸多先哲們為尋求先在的本質可謂耗盡了心血，然卻絲毫不見進展，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本質的不存在。時至今日，教育本質研究者企圖在這裡透過三言兩語得出教育本質存在的有或無進而據此開展教育科學的理論研究，實是一種徒勞。教育本質研究的問題根本是出自於教育本質研究的方法論。幾乎在當前所有的教育理論研究中，不僅僅是教育本質研究，其研究取向幾乎都是走向捍衛主體自身所謂的教育理論的尊嚴，而把真正“教育是什麼”給擱置一邊，或者更遠一點，把教育給擱置一邊。這對於本體論信仰者和質疑者、反對者來說，都是毫無二致。譬如，教育哲學界在“如何確立‘教育哲學’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理解‘教育”’這一觀點上是達成一致的。因此，可以演繹出一個結論：教育哲學研究首先要探討的是教育的確定性抑或不確定性的含義，否則教育哲學就不成為教育哲學。這樣，“教育”這一概念的研究也就自然成為通往理論構建的工具了。沃爾夫岡佈列欽卡在寫作《教育科學的基本概念》一書時就聲稱，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建立相關的概念，從而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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