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考藝術作品賞析：戲劇藝術
1.《茶館》
《茶館》，中國話劇藝術的經典，老舍編劇，焦菊隱等導演。茶館的歷史變遷和掌櫃王利發的命運，以及環繞著茶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運，折射出時代的動盪和社會的黑暗：這是必須埋葬的時代和社會!此劇歷史跨度長，人物多。茶館，對於全劇來說，不僅是一個環境，而是一個象徵，一個具有詩意的象徵。茶館的三次歷史變遷，徵兆著歷史，也徵兆這歷史必然被埋葬的命運。導演要打破幻覺，打破現實主義的自然生活形態，把生活昇華為詩。如第一幕，那麼多人物上場，他特別加上一個賣福音書的角色。由於他的走動，使全場形成一種韻律，一個畫卷，加上北京街頭叫賣的聲響，猶如一首“交響詩”。這些詩化了的場面、音響和節奏，就是從中國戲曲的劇詩精神中得到啟示運用到話劇中來的。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片生活”，而是經過高度典型化、高度美化的“戲”。《茶館》中所有人物，特別是王利發、龐太監、松二爺等，他們的一笑一顰，舉手投足，他們的臺詞，都非生活中的自然形態，而是經過提煉的，更藝術化、更美的表演，是在“演戲”。這也是詩化了的表演，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區別開來，有了話劇的民族特色。
2.《雷雨》
《雷雨》是劇作家曹禺代表作，是中國話劇藝術經典。編劇曹禺22歲創作，導演夏淳。該劇運用“三一律”原則，寫兩個家庭八個人物一天之內發生的悲劇故事，表現20世紀初封建社會環境中 的社會矛盾和家庭矛盾，封建制度與思想對人的禁錮與摧殘。《雷雨》所顯示的，正是“宇宙裡鬥爭的‘殘忍’與‘冷酷’ .” 《雷雨》對社會人生進行思索的視角是逆向的，它不是從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層面來展示一個警世故事，它是將粉飾在社會秩序和家庭倫理上的溫情面紗撕毀，審視人類複雜深邃的靈魂。當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戲劇情境之中的時候，意志和性格的較量，蒸騰出一片獰厲可怖的氣息，兩性之間的戰爭、被動選擇與自我承擔的矛盾、反抗動機與毀滅前提的逆轉，形成《雷雨》中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悲劇情結，也觸及到了人類帶有哲學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引領觀眾作新的思考，繁漪與周萍、周萍與四鳳雙重****的故事，以及無辜的周衝、四鳳之死，無奈的周萍之死、繁漪之瘋、侍萍之痴，都不過是悲劇故事的表層，而真正的悲劇性來自於人對自我選擇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無意識所造成的對他者的衝撞，在反抗的合理性與衝撞的無理性之間，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轉的悲劇性張力。這在繁漪的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它是世界性的藝術佳作。
3.《天下第一樓》
中國話劇， “當代戲劇界第一才女”何冀平作。其作品看似娟秀淑女，筆下氣象萬千，語言老辣幽默，深刻雋永。她的《天下第一樓》名滿天下，成為北京人藝的中興之作，與《茶館》《雷雨》等同列為人藝五部經典劇作。移居香港後，創作了《新龍門客棧》《黃飛鴻》《新白娘子傳奇》等多部影視劇本，讓人拍案叫絕。
《天下第一樓》，蕭乾稱之為色香味俱全的風俗畫。“福聚德”的興衰故事裡流淌著對人生的感嘆，盤中五味蘊涵著酸甜苦辣的人生況味。何冀平寫活了嘔心瀝血壯志難酬的盧孟實，看透世事憤世嫉俗的修鼎新，以及一生忍淚帶笑最後含悲而死的常貴。“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如何冀平所言，人生的蒼涼，命運的撥弄，盡在一個問號之中。情節跌宕扣人心絃，北京時代市井生活的深厚底蘊為人物語言、行為和性格增色。
4.《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英國詩人、戲劇家莎士比亞作，是沙翁四大悲劇(《奧塞羅》、《李爾王》、《麥克白》)之一。故事講述了在國外求學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因父暴猝回國奔喪，見叔父克勞狄斯已經登上王位，娶了母后，極其悲痛抑鬱。父親的亡靈向他講述了克勞狄斯毒死自己並篡位的真相。哈姆雷特在復仇的過程中經歷掙扎、失去愛人和兄長，在瀕死之際一劍刺死了克勞狄斯國王。在劇中，“延宕”既造成了哈姆雷特在克勞狄斯禱告時錯失為父復仇的良機，同時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劇不同價值衝突得以充分展開的過程。如此，延宕既是哈姆雷特悲劇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機，同時又是各種價值要求實現自身的過程。延宕可謂是哈姆雷特悲劇的“悲劇結”。哈姆雷特身上體現著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的優點和缺點以及他們的迷茫、矛盾和痛苦，成為世界文學史中不朽的典型形象。
5.《欽差大臣》
《欽差大臣》，著名諷刺喜劇。果戈理代表作。他反對低階庸俗的情節劇和毫無思想內容的鬧劇﹐認為真正的'“高階喜劇”應該是社會的“鏡子”，喜劇中的人物不應該是漫畫，而應該是活生生的性格和典型。《欽差大臣》就是這種新型的“社會喜劇”的典範。劇中描寫從彼得來的花花公子赫列斯達科夫被誤認為是欽差大臣，於是市長把他請到自己家裡，用女兒為釣餌以求陞官晉級，其他官僚也紛紛行賄。當郵政局長私拆了赫列斯達科夫的信件之後，市長才發現了自己的愚蠢。市長這個人物不是某種概念的化身，而是尼古拉一世專制政權下的貪官汙吏的典型。盲目的自信和可笑的任性是他的經歷和職業造成的一種社會心理病。他對上司的恐懼﹑逢迎﹑欺騙和愚弄，也折射出最高統治機關的殘暴和腐敗。赫列斯達科夫不是“天生的惡棍”，他只不過是一個輕浮﹑自負﹑喜歡用誇大的幻想和華麗的謊言填補內心空虛的紈絝子弟。他經常把自己的狂言囈語作為一種即興創作而自我欣賞。這種所謂的“赫列斯達科夫精神”在當時具有典型意義。劇中其他人物，如一有機會就想害人的塞姆略尼卡、專門傳播馬路新聞的陶布欽斯基和波布欽斯基等，也都是這個醜惡社會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赫爾岑把《欽差大臣》稱作是“現代的可怕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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