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雍乾時期手工技藝觀念的新視角論文
一、題解
所謂清代雍乾時期的科技史觀，是指本文所蒐集整理的記載琺琅作的清宮造辦處琺琅作檔案中，記載的關於琺琅作手工行業知識的具體內容，以及由這些具體內容所體現出的文獻記載技術民俗的傾向和觀念。
從目前所蒐集到的清雍正和乾隆兩朝的清宮造辦處檔案來看，在清宮造辦處御用工匠中有一批特殊的組織，使得我們不得不注意，那就是西方傳教士。檔案記載中並不直接使用“傳教士”一詞，而是使用“修士”，或更多的使用“西洋人”一詞。②但根據研究目標，本文統一使用“傳教士”對這一歷史現象進行概括。
關於傳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貢獻，歷史學的相關研究側重使用傳教士書信、碑刻、西方教會文獻等歷史資料，重點分析傳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宏觀作用。③與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清宮檔案和相關文獻，討論皇室琺琅作中傳教士的作用，重在增加中外文化交流的視角並提出問術上的關聯。
第三，造辦處對傳教士的業務管理。造辦處對傳教士的行業知識的一般態度與管理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似乎有意發揮傳教士的手藝特點，另一方面又對其所做活計嚴加查明。
特別有意思的是，從傳教士所製作活計的款式來看，他們頭腦中的知識仍是西洋款式，造辦處似乎在有意發揮傳教士的這一特點，這種技術心態與審美特點也頗值得揣摩。如檔案中所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栢唐阿雙柱來説太監高玉傳旨將本處各色焼煉玻璃材料著西洋人紀文照西洋款式吹做活計欽此”。①從造辦處對傳教士的管理來看，部分在造辦處當差的傳教士一開始並非直接在京當差，一般是由兩廣總督奏請自廣(粵海關)送至京的。這些傳教士到京後，被分派到不同作坊當差，暫未發現傳教士組織在造辦處獨立成立作坊的記載，也就是說，傳教士群體是分散在造辦處各作坊內的。造辦處管理人員對傳教士所做活計有時還會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要求查明回奏。
(乾隆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進太后的掐絲法瑯鼎並西洋掐絲活計九件再新來的西洋人煉的溫都裡那石料煉了沒有現在下礶的玻璃料是何樣顏色套何樣顏色將此套色得玻璃做的是何器皿查明囬奏欽此②
第四，造辦處對傳教士的生活管理。造辦處對傳教士所做活計和傳教士的節慶生活，也予以著力重視。造辦處給煉玻璃的傳教士放年假，讓其出外過節，這似乎於一般造辦處工匠是不會有的事，或者說更不會直接為此類事件而登記入檔，這也間接說明造辦處對傳教士較為重視的管理特點。
(乾隆六年) 十二月初七日太監高玉傳旨現今年節將近著煉玻璃之西洋人出外過年令伊等於明年正月內俟朕駕幸圓明園時進內行走欽此③
讓傳教士在中國外出過年節，頗有讓其入鄉隨俗的意味，但他們是否有文化上的不適，則不得而知。或許可以這樣說，造辦處不僅僅是承擔成做活計的技術層面上的任務，還提供中外文化碰撞與交融的場域和機會。因為在造辦處的場域下，我們不僅看到了傳教士與本土工匠之間的合作與切磋，還看到了皇室的審美特點，更能體會到皇室認為西方器物並無“獨得之謎”或“奇巧”所體現出的對待外來匠役所持技術的心態與觀念。④
因此，從琺琅作的手工行業知識傳承的問題切入，便可以重新審視傳教士與造辦處的關係。一方面，傳教士作為外來群體，與清宮造辦處有著“內外之區別”，但他們卻又掌握一些西方時興手工行業的關鍵技術，也便有手工技術的“中洋之交融”。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與本土琺琅工匠持有不同的手工行業知識結構。而兩者知識結構的不同，恰恰便是皇室需要琺琅作乃至造辦處內有傳教士和本土工匠共同當差行走的基本原因。與此同時，兩個群體所操持行業技術的不同特點，能夠反映出琺琅手工行業與其他行業間的協作配合關係，也能夠反映出琺琅手工行業知識的多種外部來源，還能反映出皇室對琺琅器物在款式、顏色、造型等方面上的審美特徵與技術觀念。
二、西方傳教士在琺琅作的具體作用
從清雍正、乾隆兩朝的清宮造辦處檔案內容來看，雖無直接提及專門在琺琅作當差的傳教士的記載，但在這些傳教士當中與琺琅作有關係的也不在少數。這裡有琺琅手工技術上的原因，由於該手工行業需要多種工序的協作，特別是紋樣繪製以及釉料燒製等工序，都會有傳教士或多或少的參與。當然，工序的概念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術語，以方便概括琺琅活計製作的工藝步驟之用。他們在琺琅作的具體作用，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承擔琺琅活計的部分工序
具體從檔案的記載原文來看，傳教士在琺琅活計的成做過程中，會承擔畫樣和找補顏色的工作。關於畫樣，就是琺琅活計成做前，要事先畫好活計的花樣呈覽，皇帝準時再做。根據現代田野調查發現，目前已有專門的設計工序，有設計人員負責設計畫稿紋樣。①部分傳教士也會承擔這樣的工作，茲摘錄兩則檔案舉例說明。
(雍正八年) 十月二十六日據圓明園來帖稱本月二十一日首領太監薩木哈持來高足紅瑪瑙盃一件有靶紅瑪瑙盃一件說宮殿監副侍李英傳旨著交內務府總管海望照髙足盃樣足矮些的做金胎法瑯盃一分隨蓋隨託碟照有靶盃小樣的亦做金胎法瑯盃一分亦隨蓋隨託碟著郎士寕畫好些的花樣再照法瑯盃的準樣或玉或瑪瑙再做二件將法瑯盃蓋如用在玉盃或瑪瑙盃上俱要使淂欽此②
(乾隆二十一年) 七月三十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郎世寕起得水法陳設鴿子紙樣二張龍鳳瓶紙樣一張呈覽奉旨著法瑯處做法瑯鴿子一對掐絲法瑯龍鳳瓶一件其座子用紫檀木做欽此③
上述兩則記載，表明郎世寧除了在畫院處或如意館行走外，還負責為琺琅作畫樣。第一則記載中“畫好些的花樣”，郎世寧被認為有能力可以為琺琅活計畫花樣。第二則記載中，郎世寧直接為用於水法殿陳設的琺琅活計設計紙樣。根據現代田野調查所知，能夠為琺琅器物設計花樣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要了解琺琅器物在設計之後的後期製作過程及其擺設環境，這樣的知識結構是檔案的讀者看不見的，但我們可以透過檔案所記載的事件體會到，郎世寧設計的“琺琅鴿子”紙樣與其陳設環境“水法殿”必定是和諧的，因為造辦處製作的器物要符合皇室的消費需求，兩者必定是一致的。
關於找補顏色，根據檔案記載，是指在琺琅活計有傷處缺琺琅，需要將其滕好再予以補琅。根據現代田野調查可知，有傷處缺琺琅，用現代工匠使用的術語就是指崩藍，補琅就是在缺琅處點藍再入爐燒結，所以“法瑯匠說如今火補瑯恐其焼壞，轉而交與傳教士來解決，原文如下：
(乾隆三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庫掌四德等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玉靶銅法瑯鞘小刀一把有傷處缺瑯四執事傳旨將鞘上傷處滕好再補瑯欽此
於本月十五日庫掌四德等將法瑯鞘小刀一把據法瑯匠說如今火補瑯恐其焼壞等情交太監胡世傑口奏奉旨著交艾啟蒙設法找補顏色欽此④這段檔案文字雖不算太長，但資訊量大，其中包含的`行業術語卻很多，如缺琅、滕、補琅、火補琅、找補顏色等，這些行業術語在現代田野調查仍能調查得到，故我們對檔案內容還可以做到基本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當琺琅匠意識到火補琅可能會燒壞活計時，轉而將這一難題交給了傳教士來解決。這裡或許說明傳教士艾啟蒙在找補顏色上比一般琺琅匠的技術水平高，在一般琺琅匠以為做不了的情況下，仍由傳教士設法去解決。再引申一步來講，傳教士與一般琺琅匠的行業知識結構或許是不同的，這也許便是琺琅作乃至造辦處內有傳教士當差的基本原因。
(二)與琺琅匠合作成做活計
根據目前所能看到的檔案，傳教士在造辦處當差有與琺琅匠合作成做活計的記載，所成做活計有兩類，一類是由傳教士配合琺琅匠成做琺琅活計，一類是由琺琅匠幫助傳教士繪畫。而正是在琺琅匠與傳教士的配合中，更能看出兩個群體行業技術的不同特點，同時也能看到琺琅行業與其他行業間的協作配合。
琺琅作的畫琺琅南匠幫助賀金昆畫木蘭圖蠶
壇圖，茲摘取檔案原文如下：
(乾隆十三年) 四月初六日催搃鄧八格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琺瑯處畫琺瑯南匠九名現今無差著鄧八格撥幾名幫金昆畫木蘭圖蠶壇圖欽此
於本月初七日鄧八格遵旨擬派得李惠林餘熙章黨應時鄒文玉等四名繕寫折片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準給金昆幫畫木蘭圖蠶壇圖欽此①傳教士畫西洋景畫，以配合金胎琺琅涼扇的成做，將畫貼在涼扇留出的邊框內，最終成做金胎琺琅扇，對此，檔案中有如下描述：
(乾隆三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接得員外郎栢永吉押帖一件內開七月八日總管李裕交鑲嵌假金剛石小刀一把傳旨將刀口取下其刀靶做扇靶用扇邊框畫西洋法瑯先呈樣欽此
於本月初九日員外郎栢永吉將做得西洋法瑯扇邊框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準焼造其扇邊框做金胎法琅交艾啟蒙挑好樣兩面畫西洋景隨報發往熱河呈覽扇靶著造辦處安裝欽此
於十月初八日庫掌四德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艾啟蒙白絹畫西洋人物二張傳旨著在金胎法瑯涼扇上貼欽此
於十一月初九日造辦處謹奏查得法琅處成做金邊法瑯涼扇一柄係本年七月初八日傳做之事該作員外郎栢永吉理宜細心即速趕辦乃至迴鑾後尚未做得已屬遲滯今復將邊框焊縫焼裂實屬辦理不妥除前後所做金扇邊框工價銀兩不準開銷外請員外郎栢永吉罰俸六個月仍令伊將金胎法瑯扇作速妥協成做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②
在金胎琺琅扇的成做過程中，出現邊框焊縫燒裂的事故，以致延誤工期，皇帝對此嚴厲懲罰，要求對琺琅作員外郎罰俸6 個月，且金扇邊框工價銀兩不準開銷。這也許正是基於對有傳教士參與成做活計的重視，便在管理上要求也更加嚴苛了。
(三)參與琺琅活計的陳設管理
在上述檔案的記載中已提到，郎世寧親自為水法殿陳設活計畫樣，而透過其他檔案可知，他還直接負責水法殿的陳設安放。這說明傳教士也參與到琺琅活計的陳設管理當中。檔案原文如下：
(乾隆十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首領楊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銅胎廣法瑯插屏二座傳旨著交郎世寕在水法殿看地方安設欽此
於本月二十五日栢唐阿德韶將銅胎廣法瑯插屏二座持赴水法殿交訖
(乾隆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首領陳朝鳳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銅胎廣法瑯缸一件傳旨著交郎世寕在水法殿陳設欽此
於本月二十五日栢唐阿德韶將銅胎廣法瑯缸一件持赴水法殿交訖③
由上可知，郎世寧負責在“水法殿看地方安設”琺琅活計，他選用的陳設活計多為銅胎廣琺琅活計。
(四)將琺琅製品作為貢品使用
從檔案中可知，傳教士進京當差往往會同時呈進貢品，而在貢品清單中，發現有琺琅製品。同時傳教士進貢的其他東西，有時還會由琺琅作為該貢品配做琺琅製品。
關於傳教士進京當差過程的記載，包括為何進京當差、從何而來等資訊，我們在清宮造辦處檔案中，目前只發現乾隆六十年(1795)造辦處人事的《調查在京西洋人登記簿》中有兩則記載，茲摘錄如下：為法國修士嚴守志樑棟才來京効力進獻方物事奏摺
前據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西洋人嚴守志樑棟材二人情願赴京効力等因奉旨準送京欽此今該督差人伴送到京據嚴守志等呈稟伊等素習天文水法樑棟材兼習律呂謹將伊等恭請聖安折片及進獻土物清單一併恭呈御覽謹奏等因於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具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於本日呈進土物單
……法瑯珠盒子一個內有法瑯珠荷包一個法瑯珠表絛一根法瑯珠囊一個收訖……小剪子四把收訖西洋人蔣友仁為法國修士李俊賢潘廷章來京効力進獻方物事稟文
西洋人蔣友仁具稟大人臺下令拂郎濟亞國修士李俊賢熟精鐘錶潘廷章善畫喜容人物山水等仰蒙皇上仁恩令其來京効力今於本月十八日自廣到京所有二人進獻之土物伏乞
大人擇日恭進謹具稟大人請示遵行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恭進土物單……法瑯珠荷包一個收訖入百什件……裝露瓶法瑯珠套一個……剪子四把內鑲金花二把收一把……
本日奉旨此次西洋人所進之物內新法遠鏡甚好除照例賞給大卷五絲緞二疋……新到西洋人二名著在啟祥宮行走欽此①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部分傳教士的國家來源為“拂郎濟亞國”，即現在的法國。他們從廣東進入中國，然後又赴京效力。檔案中的“土物”作何解釋，值得推敲，是否意指所進之物“法瑯珠”等為其特產?當然，傳教士還會進貢其他東西，而皇帝對於所進之物的處理特點，可以從給貢品配做的琺琅活計上來觀察。具體記載如下：
(雍正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奉旨將避風巴爾撒木香配些欽此
於本日將西洋人巴多明進的避風巴爾撒木香六小錫盒西洋人馮秉正進的避風巴爾撒木香四小銀盒郎中海望呈進訖
於本日郎中海望員外郎滿毗傳做偹用象牙盒十件記此
於二月二十四日做得法瑯雞心盒一件象牙小圓盒二件避風巴爾撒木香一料重二兩二銭郎中海望呈進奉旨此法瑯雞心盒不必多做可做一二件其屜子不必安爾將此香仍持出用回殘象牙做些小盒盛裝欽此
於本日郎中海望持出避風巴爾撒木香一礶重二兩記此②
有意思的是，在對傳教士所進避風巴爾撒木香貢物的處理上，皇帝要求配做琺琅活計。將原盛裝用的錫盒和銀盒，換作琺琅雞心盒和象牙小盒。這或許是出於對傳教士進貢之物的重視，抑或是出於皇室御用品味的考量，因而用象牙的材質或琺琅的小盒盛裝更顯品質。
三、結語
綜上所述，從西方傳教士與清宮造辦處琺琅作手工行業知識傳承關係的創新角度切入清代雍乾時期的科技史觀的討論，重在從文化的角度解釋傳統手工技藝，將傳統手工技藝視為一種文化的產物和知識系統來討論，同時從中外比較的意義上，指出科技史觀實際上是表達了審美觀念及人類知識的不同外在表現。從長時段來看，西方傳教士服務於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實際上這也應該被看作是明清以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環。從短時段來看，清宮造辦處檔案中記載了關於西方傳教士在造辦處琺琅作中具體事件及其作用的內容，說明清宮造辦處不僅僅承擔了宮廷造辦成做各種活計的技術層面上的任務，還為中外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提供了場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皇室對西方傳教士的管理事件，可以間接反映出清代雍乾時期對於手工技藝的某種心態和審美觀念。總之，觀察西方傳教士與清宮造辦處的關係，手工行業知識傳承的維度是繞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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