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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錢澄之詩歌創作的藝術成就

淺談錢澄之詩歌創作的藝術成就

  錢澄之(1612一1693),原名秉鐙,字幼光,後改今名,字飲光,晚號田間老人,西頑道人。安徽桐城(今樅陽縣)人。

  錢澄之一生著述頗豐,著有《田間易學》20卷、《田間詩學》12卷、《莊屈合諳》8卷、《田間文集》30卷、《藏山閣尺犢》4卷、《藏山閣文存》6卷、《藏山閣詩存》14卷、《田間詩集》28卷。此外還著有《所知錄》。

  錢澄之的文學創作以散文和詩歌為較著。作為皖江文化的重要詩人,與同期的顧炎武、吳嘉紀並稱江南三大遺民詩人,詩歌創作上取得了傑出成就。《藏山閣詩存》與《田間詩集》存詩3475首,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其詩歌善於採用白描的手法,表現出沖和淡雅的風格。

  錢澄之的詩歌創作可以其1651年終歸家隱居分前後兩期。前期詩人親身經歷南明抗清復明運動,他用詩歌這一藝術形式見證了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題材豐富,內容豐實。詩人這一時期遊歷了長江以南半壁江山,用飽蘸情感之筆頌揚了江河的壯美,以及各地的風俗民情。歸園田居後,課業鞠躬,安平守節,寄情于山水田園,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園詩。他時而出遊與昔日戰友或同僚相酬唱,或憑弔古蹟,寄託哀思,或緬懷古人,表露氣節。總之,錢澄之用詩歌這一藝術形式,廣泛地展現了明末清初激烈動盪的社會現實而被稱為“詩史”隱居故里,又創作了大量的田園詩而被譽為那個時代的“田園詩人”

  首先,詩人創作了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反映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他早年曾用樂府舊題創作了一些樂府詩,如《官兵行》、《有所思》、《東門行》、《讀曲歌》、《戰城南》等,雖不脫模擬漢樂府的痕跡,但如“犯法殺人,輸金得生,何用自愛死道旁”(《東門行》),“父兄踞要津,男人始作人”(《悲歌》),都可以讓我們想見明末政治上的黑暗腐化現象,到了何等令人憤慨的程度。他用普通詩歌(新體詩)形式寫下了不少反映現實的詩歌,其中多有突出的作品。例如:

  水旱頻乃父老磋,飛蝗又見際天遮。

  耕農去盡田難認,賦稅逋多派枉加。

  竊恐流亡還伏莽,即今盜寇正如麻。

  朝廷迷亂須捐免,縱是飢寒且戀家。

  ----《過江集雜感》其一

  這首詩指出了當時人民所處的悲慘淒涼的處境,水旱、蝗災不斷,但是官府不但不販災,反而“賦稅逋多”,很多耕農背井離鄉。但背井離鄉也難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身處亂世,盜寇如麻,“樂土樂土,愛得我所?”這首詩深刻地揭示了“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

  這樣的詩歌在《藏山詩閣存》裡比比皆是,如《賊去後過里門》寫故里經清兵洗劫後,兄嫂雙雙亡故,僅留弱女於世的悲慘境地,反映了兵荒馬亂給無數家庭帶來妻離子散、生離死別的悲慘現實。又如《石牛驛》所描敘的“已愁賓客多需索,更苦刁閹難逢迎,朝啼賣女昔賣婦,飢膚戕毀復何有”,反映了刁閹橫行,兵亂所帶來的百姓賣兒賣女的悽慘情形。《水口即事》譴責了“義兵”掠奪人民,不事抗敵的罪行。《興龍庵》“兵火欺巢鳥,軍糧算野僧,懸崖人絕處,莫令長螺藤”,更深刻地揭示兵災苛稅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殘酷現實。這一類現實作品,寄寓了詩人對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的無限同情。

  其二,詩人用大量的詩篇頌揚了廣大愛國軍民的抗清義舉,塑造了一個個或英勇善戰,或誓死不屈慷慨就義的英雄形像。如《少年行》描寫了一位英俊嫋勇的美少年:

  朝逢遊俠兒,鞴靫插羽箭。

  放馬長楸間,射飛左右便。

  氣若凌公侯,有技無人善。

  上書自請纓,天子不召見。

  烽火入蕭關,誓與單于戰。

  白馬馱鞍回,霜蹄碧血濺。

  生還應無功,死去復誰羨。

  少年勇輕生,使我淚流霰。

  這位英勇的少年更可能是詩人想像的代表現實生活中自發抗清的民眾。詩人感慨於他們的抗敵愛國義舉,以致於淚流如霰。

  1645年清軍攻打虔州,當地人民據城固守,不幸被清軍攻破,大都壯烈犧牲,詩人深為之感動,寫下《虔州行》,記敘了虔州人民在糧草匱乏,外無援兵的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與敵軍頑強戰鬥的事蹟,謳歌了他們崇高的民族精神。

  錢澄之用大量的筆墨刻畫了很多英勇殉國的忠臣和為抗清而犧牲的烈士,在《二忠詩》中,以史論式的筆調歌頌了民族英雄史可法:“史公將略本非長,半壁南朝一死償。庭儀只知除異己,廟謀寧復顧危疆。”概括地敘述了史可法處境的艱難,敢於擔當困難的勇氣,歌頌了他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血濺長堤留碧草,魄歸小閣戀青氈。哭君一字腸堪斷,夜半山空叫杜鵑。”則用慷慨的語調和悲憤的情感哀悼其戰友錢棅起義殉國的事蹟。在詩人的筆下有很多活生生的英雄志士,如“朝廷未知名,里巷常鳴咽”, “所祈民命全,甘靖小臣節”的新城令李翔邵,以及“可憐公長才五尺,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哮豺虎,仰公乳哺嬰兒童”的偉丈夫何滕蛟到為虔州死節的八烈士,這些英雄群像事蹟感人,催人淚下。

  不僅如此,詩人還記敘了很多寧死不辱節的普通平民,如《永安橋》、《留髮生》歌頌了不願剃髮受辱而甘就死的兩位平民,《南海有女擇配求全者得宣城湯生歸焉嘉其志為賦是詩》頌揚了南海女願嫁完發者為妻的義行。錢澄之對這些英勇不屈的事實予以熱烈的歌頌,同樣表達了自己永守氣節的高尚情操。

  其三,對投降賣國者進行揭露和譴責,表達了詩人強烈的愛憎情感。詩人不僅謳歌了抗清軍民的高尚氣節,也從反面揭露了賣國求榮者的卑鄙人格,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作是《髯絕篇聽司空耿伯良敘述詩以記之》。在這篇詩中,詩人塑造了一個媚敵的形象阮大鋮,此詩錢澄之據傳聞而寫成,不必確為其事,但主觀上是出於詩人對投降者的深惡痛絕。“……仙霞嶺崢嶸,群酋皆按轡,憔髯棄馬行,健步奔犢捷,顧笑群兒獰,忽據磐石坐,呼之目已瞪。馬棰擎其辮,氣絕不復生。”阮大鋮死心踏地為清酋效勞,為了表白自己“實無秋毫疾”,徒步登山,結果送命。詩人藉助想像,讓阮大鋮自己行動,不用一句譴責,而賣國投降者的可悲、可惡、可笑的醜態畢現。

  其四,錢澄之藉助詩歌這一藝術形式抒發了忠君愛國的思想,時而感傷時事,時而緬懷故國,時而表露誓死抗清,報效國家的志向。他為了維護明朝的統治,曾和錢棅起兵抗清,失敗以後,寫下了《悲憤詩》,首敘宏光政權覆滅的原因,投身起義和妻女殉難的經過,結尾雲:“首禍者誰子,至今猶緩誅”,“椎心問蒼天,蒼天安足呼”,表現了異常悲憤的情感,而《震澤》《漫興》等詩敘述了他在太湖一帶避難隱居的情形,有感於顛連困苦的遭遇而作。在入閩奔赴隆武朝的道中,創作了《夜渡》《晚涉》《山行》《閩江記事》等詩,近似杜甫同谷入蜀諸詩,雖不及杜詩巉刻深摯,但也有不少的詩句如:“吞聲是國恨,原不悔傾家”(《睦州道上示新安穆秀才修玄》),“落魄衢三市,風塵染淚痕。對人聲盡變,怪我發猶存”(《衢州遇韋劍威》),把自己為國奔走的決心吐露出來了。《無題》詩“廷議半年常不決,澶淵親詔已全虛”,“六龍此日無訊息,夜半占星淚幾行”,譴責了隆武帝不肯親征,辜負了人民匡復河山的願望。《又青園夜坐示方奕子》:“天生我輩才,安事終沉冥。胡為方壯盛,終歲守一經。努力策奇勳,上勒燕然銘”,表達了投筆從戎,立志報國的志向。這些詩歌精神振奮,積極向上。

  其五,歸隱田園,將強烈的愛國精神與閒適的田園生活融為一體,創作了大量的田園詩。1651年,錢澄之乞假赴桂林,與瞿式耜結交,梧州失陷,急返而未及永曆帝,與之失散。他看到明政權已無再興希望,便經由江西、福建各地,輾轉返歸故里。歸裡後創作了大量反映隱逸生活的田園詩。《田園雜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詩中吐露了自己“夙昔暮躬耕,所樂山澤居”的志趣,和對過且耕且讀生活的嚮往:“日入我開卷,日出把我鋤”

  詩人在農人的指教下學習耕田犁地。從此以後,詩人經常攜子牽牛,到田間勞動:“攬衣出門早,且復驅其兒。黃犢初教成,我鋤子則犁。”(其四)“我牛既已來,我插行須荷。田疇及時治,況復雨初過。”(其十一)勞動之間,也常穿插一些趣事。譬如其七寫外地來的真人上田頭來請教學問:“駕牛東皋上,有客問我經。我牛依田轉,客亦隨我行。”詩人駕著牛圍著田打轉,客人也跟著詩人兜圈;然而,這樣下去實在不是個辦法:“顧客且安座,吾牛不肯停。”這種田間趣事,將詩人的勞動生活點綴得色彩斑斕,饒有興味。而這種生活實踐,更使詩人深深地體會到參加勞動的意義,“乃知四體勤,無衣亦自暖。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懶”詩人甚至還將“東家事詩書,西舍勤稼檣”這兩個不同的家庭進行比較,“西舍”室豐“大召客”, “割雞秋極肥,出酒濃如漆”。而“東家”則是:“可憐東家子,終歲不飽食。夜愁兒女啼,晝愁租賦逼。天寒四壁空,相見無顏色。”詩人得出了讀書不如種田的結論:“從此誡子孫,決志耕不惑。”

  除上述題材之外,錢澄之還創作了許多描寫自然山水,反映風俗民情的詩篇,晚年多次出門遊歷福建、廣東、江浙以及中原地區,還兩次入京,寫下了很多懷古傷今之作,以及大量應酬之作,抒發了深刻的愛國之思和亡國之痛,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

  錢澄之詩歌創作多樣,在詩歌史上有一定的影響。他廣泛地吸取我國古代豐厚的詩歌藝術養分。他在《生還集》中提到“予自總角學詩,乞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戊已以後,始能明體審聲,一窺風雅之指。所擬樂府以新事諧古詞,本諸弇州新樂府,自謂過之。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間有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唯杜陵耳。七言詩以及近諸體,篇章尤富,皆欲出於初唐之間,間有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在表現手法上,他擅長白描,不假雕飾,體現了求真尚質的藝術精神。“讀先生之詩,沖淡深粹,出入自然,度王、孟及陶也。”(《田間文集》韓菼序)錢澄之的白描手法對後世的查慎行頗有影響。對於錢氏詩歌表現出的率真、沖淡深粹、出於自然的特徵,前人多有論及。朱彝尊用昔賢評陶元亮“心存忠義,地處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來評價錢氏的詩歌,徐世昌《晚清簃詩匯》卷十六《詩話》:“……原本忠孝,沖和淡雅中,時有沈至語。”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十引姚文燮《無異堂集》:“飲光南渡時,黨錮之命,流滯嶺嶠,歸則幡然老頭陀矣。好飲酒詼諧,放浪山水間,每酒後談說平生,聲淚俱下。時時吟詩,不拘一格,上有漢魏,下迄中晚,隨興所至即為之。古詩感慨諷諭,婉而多風,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蕭穆《<藏山閣集>跋》:“是集諸詩,皆記出處時事,無意求工,而聲調流美,詞采煥發,自中繩墨。”

  錢澄之生活於明清易代之際,由於其前半生直接參與抗清復明的鬥爭,與清廷勢不兩立,歸隱後時有緬懷故國之思,表現了對清廷統治造成的民不聊生現實的不滿。其著作多被禁燬,造成資料的缺失,影響了對其深入的研究。再則,清代小說戲曲進一步發展及近代文學革命進一步突出戲曲、小說的地位,而使清代詩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錢澄之的詩文也未能倖免於此。後起之桐城派的輝煌更是湮沒了錢氏在清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近幾年來安徽古籍系統地整理並出版(或即將出版)錢澄之的著述,《田間詩集》、《田間文集》、《莊屈合話》已面之於世,《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藏山閣文集》也即將刊印。這將為錢澄之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隨之,對這樣一位皖籍大家的研究也必將進一步深入。

  作者簡介:張銘,(1971----),男,安徽宣城人,安慶師範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講師,安徽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作於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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