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政論文範文
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關於西漢政論文的內容，歡迎閱讀！
摘要：西漢政論文是“大一統”背景下學術官方化後，專業政治家對現實政治的研究，是有關治世原則、見解和措施。西漢政論文風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初變於漢初，文風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變於武帝、宣帝時期，變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坐而論道、凝重典雅。三變於元、成、哀之世，以引經據典、雍容溫潤為特點。這些都體現了西漢士人一種趨於冷靜的、理性化的審美傾向。
關鍵詞：西漢政論文；雄直激切；坐而論道；雍容溫潤
文章總是與時代息息相關，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文變染採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這種緊密關係，也使得文學發展表現出很強的階段性特點。相對而言，散文與時代的關係更為緊密，即使同一朝代的不同時期，散文的文風也會有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緊密結合時事、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政論散文，更是如此。西漢政論文後人推崇備至，其文風明顯地表現出階段性特點。
西漢政論散文是晚近形成的概念，無論是陳柱的《中國散文史》、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還是譚家鍵的《中國古代散文史稿》、劉衍的《中國古代散文史》都將秦漢以來李斯、陸賈、賈誼、晁錯等對政治和社會問題闡述、評論的論說文稱為政論文。這些著作雖未對政論文的概念進行界定，但顯然是把秦漢政論文與先秦諸子散文相對提出的，仔細分析這種劃分是有深意的。先秦諸子散文是學術民間化基礎上，士人理想中的政治設計，而西漢政論文則是在“大一統”背景下，學術官方化後，專業政治家對“現實政治的研究，是有關治世原則、見解和措施”。由這些著作所指的政論文來看，主要是以臣子的書、疏、策、議等為主，這種概括顯然是不全面的。西漢的詔策文作為國家大政方針和意識形態的權威論說，成為施政的依據和出發點，涉及西漢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制、軍事等方方面面，是治世的原則、見解和措施，而且其“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所以，西漢的詔策文不應排除在政論文之外。柳宗元《西漢文類序》亦云：殷周以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側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宏、董仲舒、司馬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鹹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以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文章，蓋爛然矣。
柳宗元的這段話不僅概括了西漢政論文文質互映的“爛然”以及發展的軌跡，同時也揭示了“宣於詔策，達於奏議”的特點，故研究西漢政論文，西漢詔策文是繞不過的問題。
總體而言，西漢政論文風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初變於漢初，文風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變於武帝、宣帝時期，體現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坐而論道、凝重典雅。三變於元、成、哀之世，以引經據典、雍容溫潤為特點。這些都體現了西漢士人一種趨於冷靜的、理性化的審美傾向。
西漢初年，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和長達4年的楚漢戰爭，天下疲憊。物質匱乏，據《漢書食貨志》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初統治者以秦苛政為鑑，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以黃老作為指導思想，號稱“無為”，進行休養生息。文化方面，派人整理古書，建立了相對穩定的義化制度。高祖十一年二月的《求賢詔》說：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慧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令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
這是漢初統治者對士人政策的綱領性檔案。天子“尊顯之”的招引，“挾書律”被廢，“六經”復出，秦代被迫緘口的文士又開始復出。另外，漢初距戰國未遠，而且秦朝的統治也不過15年，加之政治文化氛圍的寬鬆，戰國時諸子積極參與現實政治的風氣又復甦了。
再者，漢初的分封、漢庭與諸侯之間的鬥爭為士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劉邦為了贏得楚漢戰爭、鞏固政權採取了分封制，無論是異姓分封還是同姓分封。這都使六國的遺民和地方割據意識逐漸增強，同時。在諸侯與漢庭的鬥爭中，士人似乎重新找到了為王者師、建功立業的機會：蒯通說韓信，武涉說齊王，酈食其說田廣，枚乘、鄒陽等人吳楚兵敗後又遊於梁孝王，這些遊說、悠遊活動增強了時代的活躍性，似乎迎來了縱橫風氣的第二春。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裡，漢初文士多有縱橫家之氣，體現出了“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息”的氣概。這一時期，無論皇帝的詔書，還是漢庭的名臣陸賈、賈山、賈誼、晁錯的政論文無不充盈著縱橫家的辭氣，而且諸侯同掾吏如鄒陽的《上書-吳王》和《獄中上樑王書》，枚乘的《諫吳王書》都痛陳各種利害關係，表現出縱橫家的政治見解。前邊所及的漢高祖劉邦十一年二月的《求賢詔》即為漢初政論的代表。詔文先述史蹟，周文齊桓並列，引出“待賢人而成名”的觀點，又以兩個反問引出求賢的目的。後又一反問，放出“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的誘惑。全文文氣跌宕、激切抒懷、雄直豪邁、略無隱晦。漢初各帝的詔書或多或少都有縱橫家的辭氣，如文帝元年三月的《養老詔》、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詔》、景帝二年五月的《重廉士詔》都具有這種特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漢初政論文風是詔書與臣子的書、疏、策、議交相輝映而形成的。
當然，漢初政論文以陸賈、賈誼、晁錯最具代表性。陸賈是西漢政論文開拓性的人物，他以劉邦“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命令為出發點，所著的《新語》論述“所以失”“所以得”，劉衍《中國古代散文史》認為“以政論取代先秦道德倫理說教”，從這個角度而言，可以說陸賈是西漢政論文的奠基者。《漢書藝文志》載其文有23篇，歸入儒家類，但文風多縱橫辭氣，如《新語術事》一段：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櫝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朴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這段總結歷史經驗，論述“因世而權行”，正反結合，慷慨陳辭，運用大量比喻、誇張和排比等修辭手法使文章的氣勢斐然，多有激切馳騁的雄辯之氣，又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體現出了漢初政論文風的特點。
漢初政論文成就最高的當屬賈誼和晁錯，《漢書藝文志》載其文分別有58篇、31篇，各歸入儒家、法家。賈誼最具代表性的政論文有《過秦論》、《陳政事疏》、《論積貯疏》等。《過秦論》是西漢政論文的典
範作品，司馬遷讚歎道：“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過秦論》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仁義施攻守之勢異也”為論論述暴秦亡的原因。中篇論述秦二世不懂“安民可以為之義而危民易為之非”以致眾叛親離，下篇論述子嬰不懂“案民息土而待弊”，認為“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全文注重章法，將歷史事實和主體感受相結合，對秦的強盛、崩潰的歷史都極力渲染，如開頭一節鋪敘秦孝公的圖強：秦孝公據般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這不僅使文章氣勢磅礴而且在對比中得出結論，全文指事直言，筆力雄健，句式豐富，語言鋪排、對仗，富有藝術感染力。
賈誼的另外一篇名作《陳政事疏》，又名《治安策》，分析漢初危機，條分縷析，無論是“痛息”、“流涕”、“長嘆息”、“昧死以聞”的激切，還是“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的誇飾都體現出雄直激切的特點。
晁錯代表性的政論文有《上書言兵事》、《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復言募民徙塞下》、《說景帝削吳》、《請誅楚王》等篇目。這些文章指陳當今政治之失，發自肺腑，在事實和理論結合的基礎上，敘述具體，對比明顯，針對性強。和賈誼政論文不同，晁錯的政論文更體現出法家的理性，雖不如賈誼論文感情的激越，但更為深沉細緻，指事直言、雄直激切依然是其文風特點。
政論文是為政治服務的寫作，是結合時事的寫作，漢代統一大帝國的建立為漢初政論提供了平臺。深重的社會政治危機，時代風氣與士人建功立業的內在衝動，使漢初政論文以史筆為多，表現出指事直言、雄直激切的文風特點。
西漢從高祖、孝惠、高後到文帝、景帝經過70多年的無為而治，迨至武帝即位，百姓富足，社會經濟空前高漲。朝廷內部，貴族功臣已經完全歸附皇權，漢初以來一直攪擾國家政治的王國問題經“七國之亂”已基本解決。武帝所處的政治平臺，給了他大有作為的空間。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此後，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蚧為相，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肓於官學之外，並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這就是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漢代的經學語境逐漸形成，漢儒以經義斷事，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也由經學演繹，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隨著西漢文化的經學化，前期那種亢奮的外向型政治熱情的消斂，政論文體現出了一些醇厚典重、侃侃而談、坐而論道的文風特點。
到武帝即位時，漢帝國國力強大，“過秦”的風潮已成為歷史，漢武帝雄心勃勃，不滿足於文、景時期已取得的成就，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為。在緊鑼密鼓的“復古更化”的步伐中，尋求宇宙、歷史的治化法則成為必然，所以這一時期的政論文體現了侃侃而談、坐而論道的文風特點，這從武帝君臣的冊對中可見一斑。武帝《元光元年策賢良制》：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主已沒，鐘鼓籠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安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僕滅，至后王則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歟?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洩，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這篇策問武帝涉及到了五個方面：受命之符、祥瑞災異、命之天壽、終始之序、德澤方外。漢武帝把國家的治化問題放在了“天人”關係的哲學體系裡，探尋歷史表像的背後是否還有未為人知的深層動因，探尋與天道協調的合理性。這種政治問題的`學術性探討突顯了坐而論道的特點。
董仲舒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雜糅陰陽五行、道、法等思想，大談“天人感應”，強調“君權神授”，強調君主應該“法天而立道”。他在對策中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董仲舒引入《春秋》公羊學的災異理論，大講天人關係問題，認為宇宙的秩序體現為陰陽五行的和諧，陰陽失和。五行錯亂，必然導致天地失序。而人類的行為，尤其是政治行為，和五行協調的關係密切，人必須敬順天意，災異是上天對人的警告。這種必然性體現了宇宙的法則，是人間的君主必須遵循的。在《對策》中，董仲舒又透過解釋《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這一表述方式來闡發他的思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日，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在“天人”結構裡以漢儒解經的方式解釋“元年春王正月”，他賦予“春”、“正”以新的含義，認為春是天之所為，正是王之所為，“元”為本，認為王者當承天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而至大治。董仲舒把《春秋》中普通的一句話引申、發揮出如此深奧的道理，從學理上回答了武帝欲長治久安的問題，帶有濃厚的坐而論道的智識性。
武昭宣時期，較為著名的政論還有路溫舒的《上書言宜尚德緩刑》、王吉《上疏諫昌邑王》、《上宣帝疏言得失》，魏相的《表奏採易陰陽明堂月令》等，他們的政論文都是董仲舒開闢的政論文風的繼續，如王吉《上疏諫昌邑王》：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雲：“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王吉以《詩》為諫書，規勸昌邑王劉賀不能“不好書術而樂逸遊”，態度懇切，行文舒緩，有條不紊，有很強的理論性，體現出坐而論道的學術性特點。
總體而言，武昭宣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政論文不像漢初的文章那樣鋪張揚厲，雄直激切，而是帶有濃厚的學術性，大講天人關係和陰陽災異，溫文爾雅，侃侃而談，有條不紊，代表了漢代政論文發展的新趨向，西漢後期的政論文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更加經學化，更關注於現實。
公元前48年漢元帝劉即位，據《漢書元帝紀》載元帝“少而好儒”，“柔仁好儒”，即位後一改宣帝“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方略，重用儒生、儒術，“能通一經者皆復”，韋玄成、匡衡、張禹、薛宣、翟方進、孔光等都以名儒先後被任命為相，公卿多半是以經術進用。武帝時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元帝、成帝時才真正地落到實處，儒生才真正地走向政治權力。大批士人湧進政壇品評朝政，多言災異、讖緯之學，西漢進入經學大盛時期。今文經學的“災異說”浸淫到西漢末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為國家大綱的詔令、探討政事奏章更以之為理論的出發點，正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說的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這一時期的政論文圍繞具體國事展開議論，論者欲證明自己立論正確，故多依經立意，引經據典；欲證明自己忠於國家、君王，則多諂諛之詞，或有耿介之語。
西漢後期的政論散文的特點是行文整齊而有變化，依經立意，理顯而辭暢，形成了引經據典、雍容溫潤的文風。從皇帝的詔書就可見一斑，如元帝《敕諭東平王宇璽書》：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憫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口喬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維孰思之，無違朕意。
這是責問東平王的詔書，行文以長者、尊者的姿態，溫文爾雅，侃侃而談，有條不紊，帶有濃厚的學者氣。不僅引經據典，引申發揮，大講忠孝與禍福，再至東平王的不德，以《詩》為勸，又說是“忽於道德”，再以孔子之言作結。詔書雖篇幅短，但平和從容，厚重舒緩，溫潤典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文化風氣與帝王所好共同促進了西漢後期的政論文的文風特點。這一時期代表性的作家有桓寬、趙充國、賈捐之、劉向、谷永、匡衡等人。
《鹽鐵論》約成書於元帝時期，是西漢後期政論性散文專著。桓寬根據昭帝時鹽鐵會議的文獻加工和整理“文學”“賢良”與丞相、御史大夫的論辯。共六十篇。《鹽鐵論》面對現實問題，針砭時弊，思維嚴密，但其最為重要的特點便是引經據典，“徵引典籍近六十餘種，範圍遍及經、史、子、集”，“《詩經》的引用頻率最高，多達74次，其中引詩44次，用詩30次”。這使文章說理透闢、言之鑿鑿，氣勢酣暢。
劉向是西漢後期政論作家最為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具有代表性的政論文有：《使人上變事書》、《條災異封事》、《極諫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壽陳湯疏》、《諫營起昌陵疏》等。其中《條災異封事》、《諫營起昌陵疏》最為著名。《條災異封事》是劉向為抨擊石顯、弘恭專權給元帝的上疏。文章從歷史人手，以詩證史，先後徵引《詩經》中《清廟》、《邕》、《執競》、《思文》、《角弓》、《小曼》、《十月之交》、《正月》等篇目，又詳細臚敘了《春秋》記載的各種災異，最後得出“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全文旁徵博引，以經為據，依經立意，雍容溫潤。劉向最為著名的政論當屬《論起昌陵疏》，此為上疏勸諫成帝愛惜民力，勿要豪奢，指出了大修延陵、昌陵的危害，致使百姓“流散冗食，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文章一開始就說：臣聞《易》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嘆日：“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這段以《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立論，以“三統說”為據，引出“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又引孔子讀《詩經》“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感嘆天命無常，又以堯舜之聖、禹湯之德尚不能及子孫，得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把問題上升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探討。後文中引經據典超過全文的一半以上，顯然，這一時期的政論散文不像漢初政論那樣縱橫馳騁、鋪張揚厲，代之以徐緩委婉、平和從容的諄諄勸導，而且比武宣時代的政論更具現實的問題針對性，比董仲舒等人的政論用典更加細密，理顯辭暢，形成了引經據典、雍容溫潤的文風。
西漢後期政論大家除劉向外當推谷永和匡衡，谷永的《建始三年舉方正對策》、《對策畢復言災異》、《復對》、《黑龍見東萊對》、《災異對》，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奏免陳湯》、《奏徙南北郊》、《上言罷郊壇偽飾》等都是著名篇目，他們的政論文具有這一時期共同的文風特點。需要強調的是西漢後期的政論文由於引經據典、依經立意而使顯得雍容溫潤，甚至巧言多飾、多有阿諛媚上之辭，但同時由於災難頻發、朝政日非，幾乎每位作家都是經學大家，經學理想賦予了他們無畏的批判精神。劉向《論起昌陵疏》提出了“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的認識，還批評成帝“與暴秦亂君竟為奢侈”，表示“竊為陛下羞之”，谷永競認為：“天生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這也使得西漢後期的政論文在雍容溫潤之中多了一絲耿介之氣。
結語
西漢政論文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它和先秦諸子散文以道德為出發點，對國家、政治、倫理等大命題帶有濃厚理想色彩的學術性探討，有著很大的差異。西漢政論文是統一政權性質下，專業政治家對現實政治問題和應對策略研究的表述，是有關現實政治問題解決的見解和措施。西漢政論文以董仲舒為分水嶺，前期的政論文反映出士人政治熱情高漲、雄直激切，後期引經據典、雍容溫潤的政論文風是元成以後政治、學術經學化的反映，是武昭宣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政論文風的發展。這一過程表現出西漢專業政治家的逐漸成熟，也反映出士人一種趨於冷靜的、理性化的審美傾向。
【西漢政論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