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職場中的“過勞死”
一起又一起“過勞死”事件的背後，不僅有勞動法規的不落實、監管體系的不健全，還有社會成員對現狀的焦慮
近日，安徽安慶一名23歲的小夥子連續工作12小時後突然身亡。有媒體報道，該小夥生前長期加班，還曾對朋友抱怨“可能會累死掉”，豈料一語成讖。
近年來，這樣的“過勞死”事件不絕於耳：2010年，某著名網站37歲的頻道編輯因腦溢血去世，傳與工作勞累過度有關;2012年4月，一名在某國際諮詢公司駐華機構工作的25歲女子，因過度勞累引發急性腦膜炎猝死;今年5月，奧美中國24歲員工在辦公室突發心臟病死亡，生前曾連續加班一個月。
其實，除了“過勞死”這種極端現象之外，我們身邊也充斥著各種“過勞症”：“壓力山大”、亞健康、失眠、健忘……有調查顯示，我國已成為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人均勞動時間超過日本和韓國。
勞動光榮，但“過勞”就會威脅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為什麼有這麼多年輕人陷入“過勞”陰影?
《勞動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用人單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不難發現，這兩條法律規定被一些用人單位漠視，而勞動監察部門的監察力度普遍不足，等到“過勞死”的極端事件發生，已經為時太晚。
即便是被監察部門認定的“過勞”案例，企業受到的懲處也只是少量罰款，違法成本較低。對於“過勞死”的極端事件，我國法律也尚未有任何界定，不僅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的機會微乎其微，透過懲罰對企業違法用工產生震懾作用的希望也十分渺茫。
“過勞死”現象不是我國獨有，日本、韓國都曾有過“過勞死”多發的時期。上世紀80年代，日本正式將“過勞死”確定為一項死因，並出臺了高額的賠償標準，只要被法定機構判定為“過勞死”，家屬就能每年領取兩萬美元左右的撫卹金，有的甚至還能獲得高達100萬美元的賠償金。這一舉措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死者的尊重，更在於對企業違法用工的'震懾作用大大加強。近年來，不少日本企業紛紛出臺“強制休假”規定，就是很好的證明。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一些人的“過勞”是自願的，在晉升、淘汰的壓力之下主動加班、自願加班，明知對身體有害，還咬牙堅持。事實上，那位23歲的安慶小夥在去世前，就曾多次向家人提出想辭職，可都被制止。家人認為，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錯的收入，才能支付房貸、提高生活質量。由此可見，一起又一起“過勞死”事件的背後，不僅有勞動法規的不落實、監管體系的不健全，還有社會成員對現狀的普遍焦慮。而焦慮的背後，是就業難、收入增長慢、上升通道狹窄等，這也是收入分配改革步伐亟須加快、階層固化現象亟待遏制的現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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