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文學電影與文化研究
海德格爾說過，人應為自己創造一個能詩意地棲居的場所。生活於21世紀高科技極大影響當下生活品位的我們，更應該積極尋求各種使我們得以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途徑與方式。筆者在日常教學實踐中發現如果將文學、電影與文化三大要素結合起來，“三位一體”式全方位地觀照明代四大奇書的文學影響、電影改編和文化意蘊，會得到很多紮根生活又提升審美品位的意義啟示。
一、文學與文化
文學發展的流變過程與整個文化的推進過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對應關係，這一規律對於中國文學作品而言同樣沒有例外。我國曆來講究文教合一、政文合一，文學因素與政治、民俗等文化要素在中國文人的身上從來沒有被剝離出來、獨立出來。中國古代的文學名家中兼有史學家、哲學家、書法家、畫家等於一身的也不在少數，他們的藝術作品裡理所當然地滲透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意蘊。作為鑑賞者與評論者，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一般意義上的美學賞析或者是文藝批評。需要我們著重強化的正是隱藏在 文學作品含蓄蘊藉背後的文化意蘊、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從來不曾也不應該分開，這一點符合中國文學的實際狀況，尊重了中國文學作品身上與生俱來就攜帶的文化要素，與此同時也藉助於文化的分析批評大大提升了文學研究本身的厚度、深度與廣度。
在中國，影響最大的長篇通俗小說是被明清人稱為“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紅樓夢》固然思想和藝術成就很高，然而它並不通俗，其讀者群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普通民眾中並不普及。明代四大奇書對中國普通民眾的影響，其實是要超過《紅樓夢》的。四大奇書中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經過長期的創作積累和不斷的豐富完善，這一過程少則數百年，多則一千多年，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所承載的文化資訊，所透視的民族心理，所體現的人生智慧，都不是短期的個人創作所能比擬。四大奇書是以長篇通俗小說的形式出現在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歷史舞臺上的。每一本奇書，都開闢了中國古代長篇通俗小說的`一種型別。《三國演義》為歷史演義之肇端，《水滸傳》開英雄傳奇之先河，《西遊記》開拓出神魔小說的新天地，《金瓶梅》創造了世情小說的新紀元。“四大奇書”不僅以它們的文體的典範性影響了中國小說的發展，而且用它們創造的眾多人物形象和豐富的故事情節為中國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的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鑑。且不說《三國演義》所塑造的關羽形象對於明清時期愈演愈烈的“武聖”崇拜有直接的影響，也不說《水滸傳》裡“替天行道”的思想和《西遊記》中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對明清時期的農民起義所給予的多方面啟發，單是劉、關、張“桃園結義”和梁山伯英雄“大聚義”的結義標準與履約行為，就一直都是明清以來所有民間團體所信奉的組織原則和行為規範，深深影響著每一個團體成員的思想和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四大奇書經過數百年的廣泛傳播，它們的影響力也早已超出了文學本身的範圍，廣泛地滲透到了我們社會生活與文化的方方面面，像剪紙、皮影、雕刻、刺繡、瓷器、戲劇、相聲、繪畫、電視、電影等。今天的四大奇書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性質的或文學意義上的存在，事實上它早已融入我們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乃至已然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資源。
二、文學與電影
眾所周知，21世紀是書寫印刷文化相對衰落、影像視覺文化強勢崛起的時代。作為當代視覺文化的急先鋒，電影在人類審美領域引發了一場視覺審美能力的革命性變革，並促使人們原本傳統的審美經驗、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和美學原則向現代品格轉換。這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也是一大歷史性趨勢。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與文化矛盾》一書中嚴肅地指出：“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①以電影為代表的影像視覺文化正對以文學為代表的書寫印刷文化無論是在影響力還是生存空間上構成越來越強有力的事實衝擊和空間擠壓，這一狀況恰恰就是當代中國社會中精神性文化消費的現實寫照。那麼，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順應這一時代潮流，將書寫印刷文化的弱勢影響轉化為影像視覺文化的強勢影響？二者如何更好地共存共榮、互為補充？筆者認為透過電影這一文化藝術形式去重新演繹四大奇書、改編四大奇書不失為一條值得眾人去勇敢嘗試的途徑。
電影的敘事魅力在於“講了一個故事”和“如何講這個故事”，它的成功離不開帶有某種傳奇意味的“故事”的在場，而四大奇書最豐富、最具特色的核心內容正是各種各樣的精彩紛呈的“故事”。“就所敘的事件而言，《三國演義》以描寫戰爭為主，可說是一部‘全景性軍事文學’作品。它描寫戰爭的時間之長、次數之多、形式之多樣、規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學史中是罕見的。全書共寫四十多次戰役、上百個戰鬥場面，包容了這一歷史時期所有重大的戰役，寫得各有個性，絕少雷同：或鳥瞰全域性，或特寫片斷；或以寡敵眾，或以強制弱；或設伏劫營，或圍城打援；或江上水戰，或陸上車攻；或強攻，或智取；以致火攻、水淹、馬戰，乃至徒手搏鬥，表現各異，充分顯示了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②對於電影而言，儘管好故事並不是一部好電影的全部條件，但卻應該是一部好電影的必備條件。當代電影藝術工作者們完全可以在此基礎之上憑藉高科技手段以及編劇、導演們大膽的想象，突破既有的傳統理念，適當地突出大眾性趣味與娛樂性功能以更加成功地追求奇觀化的電影風格。像吳宇森所拍的、投資額達到8 500萬美元的史詩電影《赤壁I》和《赤壁II決戰天下》中就有動作奇觀與速度奇觀，如戰場廝殺、刀光劍影、戰馬飛馳、煙塵滾滾，呈現出古代戰爭的宏大場面。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即電影《赤壁》“迎合了人們的娛樂消費心理，卻無法在觀眾滿足感官享受之後，提供一份源自心靈深處的愉悅和慰藉”③。畢竟電影是故事的藝術而不僅僅是奇觀的藝術。對於電影創作者們而言，最為關鍵的還是要把文學名著的文化精髓表達出來，將歷史性存在轉換為當下性影響，讓普通大眾能夠從中汲取自身認同的情感意欲、思想資源和審美趣味。
三、電影與文化
以上論述只是在將文學影響、電影改編和文化意蘊三大要素綜合觀照下，對明代四大奇書存在意義的簡單而膚淺的探討，也是我們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的那句——“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可能的途徑之一。本文正是意在透過“詩意的棲居：文學、電影與文化研究”這一課題的深拓，特別強調將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意性、抒情性與明代四大奇書的故事性、傳奇性融會貫通，用符合電影創作規律的表現手段，生產出兼具娛樂性、觀賞性、審美性、啟示性等深厚文化內涵的藝術作品，讓人們在對經典名著的詮釋乃至二度詮釋的藝術想象中建構出生活的意義。
【淺析文學電影與文化研究】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