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稅收文化的歷史
從表象上看，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喜歡把“文化”二字掛在嘴上，強調本行業的“文化含量”－－儼然成為時尚。從事稅務工作的同志也不例外。
然而，什麼是文化？它和歷史是什麼關係？似乎很少有人認真去考慮它。因此，這種“時尚”不能不帶著似是而非的夾生味，也不能不產生出我們將來肯定會鄙之為“垃圾文化”的東西。
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就是歷史演進過程的積澱及其軌跡。數千年曆史演進的積澱及其軌跡，量化為所謂傳統文化，質化為所謂文化傳統。
特別是文化傳統，它滲透在人們思想觀念、言論著述、行為習慣之中，滲透在社會關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積極或消極的，進步或反動的；也不論人們對它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總之，它已沉澱凝結成一種人們的活動氛圍和社會環境。面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強大的文化傳統力量，正確、科學地認識它，積極地對待它，就會成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巨大的歷史動力；反之，就會成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阻力。
稅收本來就屬於歷史範疇，而且是在社會演進、歷史變遷中舉足輕重的歷史範疇。所以學習稅收歷史，把握稅收文化傳統，就更具有現實意義。
稅收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又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它的歷史和國家一樣悠遠。
稅收以國家為主體，透過超經濟手段、無償的方式，參與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分配，是國家的一項主要職能。稅收收入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賴以存在的物質保障。
稅收又是一個多元的歷史範疇：作為國家的職能，決定於也影響著國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範疇；作為特殊的社會分配方式和關係，制約著宏觀與微觀經濟的發展，因而融入了經濟的範疇；而稅收的歷史軌跡、歷史記載、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論著述、文書表格、行為規範、教育培訓、資訊媒體、以及文學藝術上的反映等等，又融入了文化的範疇。
稅收是伴隨著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不斷由低階向高階發展的歷史範疇。古代傳統的稅收，雖然也有一定的社會職能，但歸根結底是為國家服務的。當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專制集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化時，當經濟體制從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時，稅收體制也會亦步亦趨地跟著轉化。它的職能也會從主要為國家服務轉為主要為社會、為人民、為納稅者服務，並以公開化、法制化、規範化，嚴格的監督機制為其主要特徵。從而浮現出現代稅收體制與古代稅收體制的分水嶺。
作為歷史範疇的稅收具有如此耐人尋味的特質、特性和特別功能，因此，我們對於稅收文化傳統更不能等閒視之。
什麼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如何看待中國稅收文化傳統？
第一，中國稅收文化傳統歷史悠久。傳說，黃帝時代中國就有了稅收（《路史》），時距現今有五千多年；正史記載，夏朝在出現完整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的同時，也形成了稅收體制，所謂“自虞、夏時，貢賦備矣。”（《史記·夏本紀》）至今也有四千多年曆史。當時的“貢”，指各地的上貢；“賦”指田賦。不過，夏朝都統稱“貢”。到了西周，便有“九貢”和“九賦”之分。“九貢”是把上貢的物產根據用途分為九類，並確定它們的用場：“九賦”前六種均為田稅，後三種就包括了關稅、市稅、各種資源開發稅、物產稅以及種種雜稅。
從夏商周開始，中國的稅收，經過幾十個朝代的更迭開拓；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權制）、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幾個社會形態的變幻調整；經過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學理和實踐上的導引革新；又經過歷代農民起義、民族戰爭和少數民族入主的衝擊，地方割據和軍閥混戰的破壞；經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門戶開放後的變動；解放後所有制改造及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影響；直至改革開放後的巨大發展……歷史的長河川流不息、蜿蜒曲折，陶冶積澱成我國稅收文化傳統。
所以，中國稅收文化傳統有著世界最悠久的歷史，而且體制完備，內容豐富，文字記載幾千年，源遠流長，從未間斷，為世界所僅見。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稅收文化的一大寶藏。
第二，在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輕徭薄賦”、“富民強國”這一具有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深入人心，而且兩千多年前，就己明確。先秦諸子中，如孔子的“惠民”，“斂從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罰、薄賦斂”；老子的“輕搖薄賦”，“與民休息”……他們的稅收思想和原則對後代有巨大深遠的影響。在先秦諸子中大概只有少數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調。如商鞅主張國富民貧；韓非主張重稅，反對足民。但不是主流。雖然歷史上的一些統治集團的政策總是和“輕徭薄賦”“富民強國”思想原則相悖，而且現代學者也有人簡單地斥之為“小農意識”，但它畢竟反映了廣大民眾——納稅者的願望和要求。竊以為，這應該算是中國傳統稅收文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
第三，是稅收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思想原則。歷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國家稅收才能多起來。如春秋初年，輔佐齊桓公取得霸業的管仲就提出：“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孟子也認為，合理的稅收，能夠促進生產，不僅可以富民，也有利於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他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西漢執掌中央財政達三十年的桑弘羊清醒地提出，為擴大國家稅收範圍，不僅要重視農業，更要促進農工商互動協調發展。他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工商師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確主張，稅收的基礎應是發展生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這種稅收原則，越到後代，越被明確。
第四，強調稅收的社會協調、社會保障的職能。就是說，稅收作為國家財政收入，除了用於皇室，用於養活官吏和官府的開銷，還要用於社會事業，備荒、賑災、修橋、修路等等。如韓非提出：“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西漢的賈誼提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張透過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可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可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在歷朝歷代稅收機制、設施和規定上，也對這種財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設“常平倉”，收“義倉稅”、“蠲免”的規定等等。
第五，主張稅收“取民有制”或“有常”，要求稅收規範化、制度化。孔子最早提出稅收要“度於禮”；其後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不變”；孟子提出“取於民有制”。西漢初年，朝廷把“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漢書·食貨志》）作為稅收原則。到了西晉，傅玄更明確提出“賦役有常”的主張，他強調“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也，以奉常數，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務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為出”和“量出制入”之爭，也都是為了體現“有常”——即規範化、制度化。
當然，中國稅收文化中還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傳統，如根據社會要求，對稅收問題和原則開展公開爭論的傳統；根據政治、經濟變化開展變法改新的傳統，等等。
但是，中國畢竟有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統治歷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近三十年的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執行的歷史。這些歷史的積澱交揉融匯在一起，互為作用，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成為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沉重包袱。
一、稅收的屬性本是國家的職能，而且以強制性、無償性為其基本特徵。所以新中國成立前的稅收史畢竟是一部壓榨老百姓——納稅者的`血淚斑斑的歷史。中國古代雖不乏明君賢相，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的財稅主張和措施客觀上或順應了歷史的發展，也反映了人民大眾一定的要求和願望，但歸根結底是為了“取之於民”，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所以，在解放前，收稅者和納稅者的利益關係，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一致的。
二、從春秋戰國以來，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強調農業為本、重農抑商，並在稅收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管仲聲稱：“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商鞅變法提出：不經批准從事“未利”者，罰作奴隸；漢朝初年規定貧民和商人不得為官。至於稅收上，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錢”、宋代的“過稅”、“住稅”，都是挖空心思對商人的壓制和剝奪。從戰國的商鞅變法，到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從明朝的“一條鞭”到清朝的“攤丁入畝”，所有這些改革，都貫穿著這樣的主導思想。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雖然也有合乎時宜的改革內容，但總體方針是農本主義、重農抑商。從經濟上壓抑了商品經濟的自然發展，從政治上強化了封建統治的專制化和集權化。無疑包含著嚴重的反動性。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現象，不能不說與歷朝歷代奉行“重農抑商”的農本主義有關。中國文化傳統，包括稅收文化傳統中的農本主義、重農抑商的觀念影響，在改革開放程序中成為一大歷史包袱，人們自有深切感受。
三、“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歷史遺產，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最沉重的包袱。我們習慣地把它稱作“左”的勢力和“左”的影響。它最突出的特點是，使稅收作為國家的一項職能異化為國家主義的機制，從而與社會、與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隔閡；它的保守、封閉、僵化的特性，阻礙了稅收體制的改革開放，影響稅收體制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影響稅收體制的公開化、規範化、法制化程序，影響稅收的財政、監督，調節社會經濟多元功能的發揮，只重收稅而不重為納稅者服務；納稅者缺乏納稅意識，缺乏權利和義務統一的觀念。
由此可見，稅收文化傳統在其合理核心的外殼上，無處不深深地鐫刻著封建宗法思想的烙印。如何“揚其精華、棄其糟粕，”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
稅收文化傳統既是歷史的積澱和軌跡，又是未來的起跑線和瞭望臺。今天的稅收體制改革，稅收法律的完善，吸納人類稅收文明優秀成果，都離不開這個基礎。從事稅務工作的青年朋友，立身於稅務平臺的最前沿，對新資訊、新觀念、新趨勢感悟最為敏感，最富革新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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