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職業生涯矛盾和自我超越的個人總結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是大學職業生活可能帶給我們的矛盾、困惑，以及個人可能的應對之道。
毫無疑問，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與社會的現代轉型，在好的大學裡取得一個職位，已經成為在這個社會上令人羨慕的事業成功的新起點。我們這一代人主動或被動地以大學作為職業選擇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造不如
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情況，早已不復存在。最近完成的第六次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我國公眾認為教師的職業聲望最高，公眾在期望子女從事最好職業的選擇中，教師職業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先不講大學精神、大學文化、大學的社會責任這類賦予我們某種崇高美感的內容，僅僅從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關的視角看來，大學為她的每一位從業者提供了空氣清新、綠樹成蔭的校園，相對寬鬆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環境，比較穩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還有一年兩次、每次長達數週的有薪假期。諸位還比較年輕，到了我這個年齡，就更能體會到，我們的孩子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環境中，對他們人格的形成和品味的提升，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眼下這個社會迅速轉型，價值觀和是非感日益多元發展，從而令人難以適從的時代。即使從這樣比較世俗的眼光看來，我們有機會在這個校園裡成為同事，也真是值得高興和珍惜的。
在座的諸位大多是年輕人，大家選擇任職於大學，一定不僅僅是因為上面提到的這些相對世俗化的理由，一定對自己的事業發展有很好的設計，也可能對未來的生活懷有各種各樣多少有點理想色彩的期待。作為過來人，我想說的是，大學的職業生活也充滿矛盾和挑戰，在未來的工作中，如何保持一種帶有超越感（甚至是某種宗教感）的平衡的心態，將是諸位的職業生涯能否平順而成功的關鍵所在。陳寅恪先生講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也就是說，讀書人要脫俗。“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境界，特別是在現代中國的大學裡面。我們對大學有很多期盼和理想，但這些期盼和理想的達成，有待於用一種帶有宗教感的態度去提升。這也是我們這些選擇任職於大學的人，所要面對的可能備受內心煎熬的難題。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大學理想與大學職業生涯實際狀況的矛盾。
如果從12世紀在法國、義大利、英國等西歐國家陸續出現的中世紀大學算起，大學已經有近800年的歷史。在全世界現存的85個1520年以前成立的組織中，有70所是學校。大學在人類社會發展程序中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已經不證自明。有無數最傑出的學者、教育家描述過他們心目中的大學理想，我想不避累贅，在這裡引述20世紀美國社會學家艾倫布魯姆的一段話，來說明人們有過的對一所好大學的期望，這段話引自1987年他出版的名著《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一所好大學應該有另一種氣氛，它告訴我們，有一些問題應該被每一個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卻沒有人問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氣，不允許不利於或者妨礙自由探索的東西存在；它給出重要與不重要之間的區別；它保護傳統，不是因為傳統就是傳統，而是因為傳統提供在極高的水準上進行討論的模式；它蘊含奇蹟，預示在分享奇蹟中產生的友誼。更重要的是，這裡有真正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是理論生活存在的活的證明，他們的'動機不會流於低俗，雖然人們以為低俗的動機是無所不在的。他們有權威，但不是來自權力、金錢或家庭，而是來自能夠贏得尊敬的天賦。他們相互之間、他們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使人們看到一個以真正的共同利益為宗旨的團體。大學是一個以理智為基石的國家的神殿，是奉獻給純粹理性的。它在人們心中喚起崇敬之情，只有那些將自身與平等自由融匯為一體的人才會產生這樣的感情。
我不敢說，我們都是“將自身與平等自由融匯為一體的人”，但我們在大學工作，都多多少少分享著這樣的關於大學的理想。對在座的一些同事來說，也許對這樣的理想的憧憬，正是你們選擇任職大學的緣由。
然而，毋需諱言的是，在大學任職的外部條件，特別是與個人職業生涯順利與否相關的部分，並未達到這樣理想化的境地。大學是人類的組織，也就具備了社會組織的所有弱點，人性的弱點也必然導致大學職業生活要面對的種種不公。代表了人類未來、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各種追求的大學理想，是由生活在充滿了短視和不公的環境中的大學領導者、教師和其他同事的具體活動來達成的。這是每一位剛剛步入大學之門的同事，從一開始就要準備面對的。
對於教師來說，這樣的矛盾，由於現代大學中教師職業互相矛盾的雙重要求而被強化了。
學者職業化導致了這樣一種局面，即只有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裡面從事的工作，才被同行承認為是學術的工作。對學術創造的願望，促使我們在大學裡找一份教書的工作。結果，就難免要遇到大學制度的一個內在矛盾。在現代的學術體制下，學術越來越變成一()個從業者集團內部的自足的行為，衡量一個學者學術貢獻的大小，成為學術共同體內部相互承認的過程，而這個共同體的評價，決定了我們能否當一個好學者。要當一個好學者，一定要有好的學術思維的能力，而學術思維的本質，就是在深刻理解學術史和嚴格遵循學術規範基礎上的知識創造。從這個角度講，學術就是“反常識”。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學者的標誌，是看一位學者
在學術上有沒有思想的創造，有沒有“反常識”的發明。而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大學教師，其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把常識教授給學生。
這樣一來，在做一個好教師和當一個好學者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鴻溝。學術創造與知識傳授，需要的是兩種很不相同的秉性，一個人是很難同時完美地具備這兩種秉性的。我們因為熱愛思想創造而來到這個大學，而且也可能有很好的從事學術創造的才能，但如果要長期擁有從事學術創造的資格，就必須同時具備另外一種不同的才能，即能夠透過常識的傳授，將一大堆聰明、好學、有知識準備但不懂學術思維的腦袋，訓練得具有學術思維的習慣。
1919年，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做了題為“以學術為業”的演講，這是一次學術史上不朽的演說，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大學教師中誰也不願意回憶那些有關聘任的討論，因為他們很少有愉快的經歷。……大家必須明白，如此多的學術前程操於命運之手這個事實，其根源不僅在於集體決定這種選拔方式的不恰當。每一位受著感情的驅策，想要從事學術的年輕人，必須認識到他面對的任務的兩重性。他不但必須具備學者的資格，還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師，兩者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個人可以是一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個糟糕透頂的老師。
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你對每一個人都要憑著良心問一句：你能夠承受年復一年看著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當然每一次他們都會回答說：“自然，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
這樣的矛盾，我們可能要終身面對。
依我自己的經驗，這類矛盾之所以有時會變成難以克服的障礙，常常主要不是由於學術制度的不公，也可能主要不是由於上級或同事看法的偏頗，而更多的是因為我們自己不能面對內心的煎熬。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制度下，從小學的時候開始，老師就告訴我們，做人要力爭上游。但恐怕難以改變的事實是，人類大腦先天的結構已經決定，天才只佔人群中相當小的比例。我們都是很幸運的人，在一個淘汰率很高、每一步都充滿風險的教育體制中，能夠完成從小學到研究生的學習過程，有機會到大學任職。但這樣的經歷，仍不足以證明我們就是天才，甚至也不一定能證明我們比大學外面的人更聰明一些。客觀的事實是，在現代大學裡，絕大多數教職員只是中才而已。我們的內心、我們周圍親近的人們、甚至我們的社會，並不真正明白這一點，常常對我們懷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們能夠取得大的成就。內在和外部的期望，與實際能力之間的差距，對每一個就職於大學的人來說，都可能會成為壓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們在選擇大學職業生涯的時候，一定要捫心自問，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
我想說的是，要正確面對大學理想與大學職業生涯實際狀況的矛盾，使我們的大學職業生活更加平順並有更大的成功，除了要遵守外在的行為規範的約束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對自己的內心召喚的遵從。這是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帶有宗教感的體驗。
我們選擇任職於現代中國的大學，還要經常面對保持大學精神的追求與帶有明顯“工具理性”性質的各種外部壓力之間的矛盾。
我們這個大學，是許多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作出過奠基貢獻的學者傳道授業之所。所有的大學都會有其辦學特點，不過，並非所有大學都擁有“大學精神”。如果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沒有清華、沒有北大、沒有南開、沒有大學，那麼，我們國家的歷史就得重寫。我們相信只有這類承載了重大歷史使命的大學，才真正有其精神。我們深深相信，擁有這種精神的大學，才可能是永恆的。
生活在這樣的校園之中，耳邊不時迴響著陳寅恪先生“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警句，大學的同事們對精神的自由有著比其他大學的學者更自然的嚮往。嶺南文化對大學精神核心的形成，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歷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輩學者說過，中大的可貴之處，不在大，而在中。這是一句樸素而非常深刻的話。我們生活在一個整天強調要“做大做強”、要“跨越式發展”的時代，常常忘了“中庸”、“持中”、“大正至中”這些中國人思維方式中最寶貴的思想要素。相對於國內其他大學來說，我也相信大學的最動人之處，就在這個“中”字。因為這樣的一種精神因素，讓這個大學始終對校史上許許多多“敢為天下先”的創舉保持著足夠的寬容和理解，讓這個校園始終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讓我們這些在其中生活的人，在面對社會和自己內心的種種煎熬時，更容易保持一種平衡的心態。
但是，具有明顯“工具理性”取向的外部壓力仍然存在，且與日俱增，各種各樣的評估和排名，實際上已經直接影響到大學的生存與發展。校長公開表明以“為中才立規矩，給天才留空間”為治校理念，既然我們大多數人只是中才而已，自然就要受到更多的外部規範的約束。而這些規範和制度，可能有一部分與我們對自己的期望、對學校的期望、對學術的期望並不一致。
作為教師和職員，學校還期待著我們為大學爭取更多的榮譽。19世紀以後，學術成為一種職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遵守職業的規範，而榮譽變成了一種衡量職業(而不是學術本身)是否成功的外在標誌。在學術職業化的背景下，有了榮譽，就可能意味著有機會為學校爭取更多的資源。但是在內心深處，我們必須明白，這與自己學術工作是不是有價值，是沒有必然關係的。我們在學術上是否成功，在於看下一代學者會不會引用我們的東西，在他們眼中，這些東西有沒有價值。用數字來說明問題、來衡量每個人的水準，是具有破壞性的。太過看重榮譽，孤獨思考的時間就會減少。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大學裡，我們好象就有為大學爭取榮譽的責任，而偏偏爭取外在的“榮譽”本身，就是違背“大學精神”的。這也是現代社會的悖論。
這樣以來，任職於大學者，特別是其中的學者，就有了雙重的責任。一方面，我們要守護大學的本職和精神，努力改變各種不利於文化和教育長遠發展的制度和規矩。我們正處於一個大變革的制度重建的年代，這樣的工作，無疑是時代對於大學的要求之一，也是我們在大學工作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普通的教職員，我們又要遵守既有的制度和規矩，在現有體制下為個人和學校爭取更多的榮譽。
我個人的體驗是，只有在嚴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現有體制下做得比周圍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們才有資格討論改革體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只有遵循目前的規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績，我們提出的改變現狀的願望和方案，才會被正確地得到理解，大家才會相信，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真的是出於對教育、文化和學術長遠發展的責任，是為了守護大學這個人類精神生活的家園，而不是出於一己之私。在這個校園工作、生活了幾十年，我看到的情況是，對各種不合理的制度和舉措提出批評建議，且能被接受並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體制下就做得比別人更好的人。
我是學歷史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深深地慶幸自己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過去30年間，我們所經歷和體驗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巨大變化，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親歷這樣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於社會的迅速轉型，我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學的職業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今天在這裡如實地描述自己的體驗和感覺，是想告訴諸位，真正的解決之道，是要讓我們的視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靈能夠容納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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