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哲學與文人
文人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歷代文人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他們的藝術觀與審美取向都有著不同的追求。在書法藝術中他們以文人所特有的審美理念，張揚“以形寫神”的書法意趣，折射出歷史、文學、詩詞的哲學精神，使書法突顯了東方傳統的民族氣質和對藝術的審美觀。本文僅就哲學對文人書法的影響，做初步的探討。
一、哲學與文人
哲學在文人書法中是奠定其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的基石，也是影響文人對書法藝術創作觀的根本因素。哲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佔的地位，完全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因此研究中國文人書法，避開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是很難闡釋清楚的。就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而言，傳統哲學主要是指儒、釋、道三家。儒家的哲學思想是入世的，具有治世的社會功能，因政治因素的作用，使之彰顯，成為顯學，一直處於正統地位；釋道思想追求宇宙人生的絕對永恆的真理，對文人世界觀、人生觀影響更為深切，雖然處於隱學地位，卻深受文人的歡迎。所以，當政治因素失效或影響較小時，釋道思想就會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如漢末之後，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盛行，就是如此。宋代知識分子從政治需要出發，為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建立了新儒學———理學，它就不得不融入佛道思想，以使知識分子能夠接受。從此，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即以三家融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方式影響著文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文人書法創作觀。“文人書法”的出現：在官用書體佔據書法主導地位的時期，一部分仕大夫文人在自由、自主書寫的基礎上賦情賦意，又形成了“文人書法”群體。豐富了書法的表現內容及藝術格調，擴充套件了書法章法、筆法、墨法的多樣化，促進了書法個性化和情趣化的發展。如蘇軾是位典型的文人書法家，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他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於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自雲：“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象其為人。人書並尊，其後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游，以及明代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黃庭堅在《山谷集》裡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二、哲學在書法中的特點是修煉藝術心性
哲學不單是一些純粹的理論，教人獲得一些知識，而是要教人透過實踐(即修煉、修道)養成一種人格，達到一種精神境界。換言之，“道”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範疇。與道同體是溝通宇宙天地的根本方法，是實現超凡入聖的根本途徑，也是達成那種精神境界的唯一手段。圍繞得道、悟道、與道同體，各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成就方法。因而，在路徑上出現了出世與入世的區別，在成就的層次上出現了聖與賢的區別，在“道”的概念上，各家也出現了不同的表述和區別。要達到“與道同體”，就要修煉或修行，即修身養性。雖然各家的方法名目繁多，如有在凡俗生活事態上的修法，有遠離人事進入深山的靜修法，有氣功的修法，有禪定的修法。但究其根本都是相通的，即表現在修煉心性上的一致。如佛、道兩家主張出世，多用禪定的方法。論其實質，就是練心。所謂禪定，就是“靜慮”、“思維修”。佛教各宗都是講心(修煉心性)。透過修煉心性達到成佛成道的目的。象懷素晚年所書的《小草千字文》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作品，都是佛家靜心修煉的結果。因此，年輕人要想在創作上形成一種不激不歷的書法風格，必須有哲學與佛家的心態來修煉才能成為禪意的藝術風格。否則，沒有修煉的境界是很難達到的。
三、哲學對文人書法的影響
基於哲學具有修煉心性、提升人格與精神境界的特點，因而對古代文人的思想、人格、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崇尚道德人格的完善與超越塵俗的精神追求，在書法創作中注重人文精神與主體精神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文人書法自身，也被賦予修養心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功能。
1.注重書法家的道德人格修養是文人書法的理想境界，這是儒家思想影響文人書法主體的反映。文人書法家道德人格修養，表現在文人書法的理論中，是十分強調書法家書外的人格與道德。陳師曾在談到文人書法之要素時，即將人品列在第一。書法中也有“字如其人”之說。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何乎?”(《孟子》)這種把文人包容在對作品的審美過程之中，把文人的道德人格作為作品的基礎，也是一切文人藝術通用的審美準則。這是儒家思想對文人書法本體的影響。所謂比興，即以物喻人，緣物寄情，借物來表達作者主體的人格與精神。在文人書法家中，他們愛畫梅蘭竹菊“四君子”，以文人畫示眾，這無非是言志抒懷，把它們視作自身思想與人格的化身。因為荷花出汙泥而不染主廉潔，梅花象徵堅貞主清高，蘭花恬靜幽香主純潔，竹子剛勁不屈主氣節，菊花示高傲脫俗顯性格。透過人格化手法的運用，使其思想內涵與審美價值，遠遠超過了自然形象本身，蘊涵著高尚的人文精神。
2.崇尚精神自由與超越塵俗的境界是文人書法的內在特質，這是釋道思想對文人書法本體的影響。優秀的書法作品既是書法家對自身心靈的摹寫和再現，也是對現實客觀世界的超越。文人書法崇尚精神自由與超越塵俗的'境界正是它高超與成熟的標誌。文人書法家們受釋道思想的影響，多主張出世、主張歸隱，崇尚淡泊、自由，在精神上超脫世俗，安於恬淡，在對“道”的體悟中獲得自我解脫和心靈的安詳。從哲學的角度審視顏真卿的書法藝術，深受佛道思想的影響。顏真卿是位有名的忠臣，把他的思想歸入正統儒家體系，而正是這一體系，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書法藝術。筆者認為，顏氏的思想是佛、道並存的，按他在思想上所達到的境界更接近於道家。儒家偏於理智、執著，其思想離不開道德人倫規範，所以反映在藝術上往往注重實用和美善結合，這是導致藝術缺乏個性，不能容納活潑的藝術主體的關鍵。道家在這方面就寬鬆得多，它雖也講求“進乎道”，但此道具有很大的寬泛性，所以道家於藝術往往能體現一種經過訓練以後的主體精神自由，表現在創作中則是主體與客體融合，藝術活動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負載主體的情感體驗，變為人的精神活動的一部分。顏氏的書法藝術精神是屬於道家一路的，他那豐富多彩的藝術表現，已經明顯偏離中正不倚的儒學藝術標準；他那忘情忘我的創作心態，已是地道的老莊虛靜境界；他那以情感體驗為原動力的創作模式，表明他對內心情感體驗的尊重，已經具有幾分禪者的風度。他的《祭侄文稿》中那忽粗忽細、歪歪斜斜的字型和屢屢再現的偏鋒、“敗筆”，特別是那些毫無顧忌的塗改，充分表現了創作主體在當時並未把既定的規軌法度放在心上，而是一往情深地將內心感受凝聚在文詞裡、傾注在筆墨間。真實地記錄了主體的情感體驗，使藝術的主體建構取得巨大成功。文人書法常常“因心造境”，刻意追求曠遠絕塵的“風煙無人之境”，表達無人間煙火的蕭疏脫俗之氣，因而逐步確立了文人書法蕭條淡泊、蕭散簡遠的審美趣向。將文人書法推向了一個超乎像外、得其環中的藝術境界。文人書法的這一特質，在作品表現中，是舍形求意，得意忘形，追求意境；刻意表達作者的自我心性與思想情感。把書法視為寄託胸臆的手段，甚或是詞翰之餘的消遣。正如元四家的代表人物倪瓚所說：“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又說：“餘之竹聊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蘇東坡更是對形似提出了：“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的激烈批評。主張書法創作不受形似的束縛。強調寫情、寫意、寫心，抒發胸中逸氣，是文人書法的本質特點，也是釋道思想促進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煥發文人書法主體精神的反映。
3.賦予文人書法修養心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功能，體現了傳統哲學的特點。中國的書法藝術講究靜心養氣，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在平素注意修養心性，養得氣順神和；另一個是創作之頃要注意調理內在氣脈，使心無滯礙，進入最好的創作氛圍。事實上，這兩點都和儒家的修心養性學說有密切的關係。“養氣”說是儒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提出養氣的是孟子，韓愈將養氣說提升到一個重要位置，而理學正是繼承這一脈道統的因緣將養氣說作為其治心之術的。古人曾說：“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這既是文人們的哲學觀，也是人生觀。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說法，正是對文人這一人生哲學觀的規定與寫照，同時也是對藝術服務於“道”的職能做的具體規定。所謂“言為心聲，書為心畫”，書法就擔當了這樣的職能。六朝時期，宗炳、王微就已把書法提升到“載道”的高度。他們說：“聖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主體”，體現了書法與他們所追求的“道”的直接關係。在文人書法大興後，書法不僅被看成一種藝術品類和形式，更確切地說，是被看成為文人們的生活方式。文人們兼善的琴棋書畫，都是他們詞翰之餘修心養性、陶冶性情的助道工具，映射了他們的哲學觀念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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