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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賞析

汪曾祺散文賞析(通用6篇)

  汪曾祺或許就是達到了這種淡泊的溫厚,當然這也是一種智慧的象徵。他在《老年的愛憎》中講到“通達”,認為這是對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徹,不太容易著急生氣發牢騷的狀態。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汪曾祺散文賞析,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1

  汪曾祺是迄今為止爭議最小的當代作家:他的美學氣質、作品的審美價值、文學史意義得到評論界、創作界的一致肯定。他以散文筆調寫小說,寫出了家鄉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於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於平淡中顯現奇崛,情韻靈動淡遠,風致清逸秀異。他的小說《受戒》、《大淖紀事》、《陳小手》都是當代文壇的經典名篇,對於他的小說吸收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京派小說風範評論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且他的小說那種淡泊恬淡的田園感受,也讓很多讀者流連忘返。我個人就非常喜歡他的小說,比如看過《受戒》腦子裡經常會浮現小和尚和一個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畫面,也經常會想到兩個天真少年在岸邊留下的那一對小腳丫。今天我們就來重點探討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數都寫得隨意感性又興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義上的隨筆。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隨隨便便、任心閒話、興之所至的的閒話。他自己曾說,散文是一個大類,也說自己實在無法區分散文和隨筆,於是將自己作品中稍長的稱為散文,短的稱為隨筆。——《汪曾祺散文隨筆集》自序。他的散文題材非常廣泛:個人經歷、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飲食男女、街頭巷議、人生世相、文壇曲藝等等無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認為散文是一種見性情,見人品,見功底的文體。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於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其實“隨緣任運”是汪曾祺所有作品體現出來的一種風格。代表的有《隨遇而安》、《猴年說命》、《平心靜氣》、《覓我遊蹤五十年》、《我的創作生涯》、《自報家門》、《認識到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老年的愛憎》等。他在《隨遇而安》中開篇就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這是對過去苦難的一種淡泊的心境,接著文章中既無悽楚之詞,亦無憤懣之聲,倒是寫了在下放勞動過程中接觸到的民情樂趣。他說“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每一個上場的人都只是角色。”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清醒。張愛玲曾經說過“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這樣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淚水而愈清明,心因飽經憂患而愈溫厚。”

  汪曾祺或許就是達到了這種淡泊的溫厚,當然這也是一種智慧的象徵。他在《老年的愛憎》中講到“通達”,認為這是對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徹,不太容易著急生氣發牢騷的狀態。而且他也區分了通達和冷漠、悠閒,他說“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動感情的人,我不喜歡那種口不臧否人物,決不議論朝政,無愛無憎,無事無非,膽小怕事,除了豬肉白菜的價錢什麼也不關心的離退休老幹部。”我們閱讀感受的確是“淡”的,但同時汪曾祺的血脈又是“不淡”的,汪曾祺的淡泊和通達是一種人生境界,是一個藹然仁者的風範。正如他形容自己的恩師沈從文的話:“淡泊不是人的品德,而是一種境界”。汪曾祺的隨緣任運還表現在他熱衷於回憶童年的生活:童年是一個長長的節日,金色童年是所有不幸的成年人的天堂。而且他說:“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決定作用的。”他在回憶自己童年的天真無邪的生活時永遠清澈純美,反映了整個人的生活態度,無論經歷什麼,都不虛無、不絕望。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塗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我想汪曾祺吸引我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時刻在追求著一種快樂、幸福的生存狀態,返樸歸真、情趣盎然

  汪曾祺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希望溶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散文方面表現在《泰山片石》、《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崇高、偉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緒。“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無非三種:憂傷、歡樂和嘲諷”這與他追求的和諧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種感情都很溫和。他在《我是一箇中國人》中談到,“我是一箇中國人,那麼就必須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話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這首先表現在對人的尊重上,汪曾祺這樣解釋自己的人道主義,即“用充滿溫情的眼睛看人,發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詩意,努力去感覺周圍生活的生意盎然,懷著碧綠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給自己的兒子和孫子講自己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講的老淚縱橫。“因此我覺得我的祖父是個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寫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寫的家常小吃。就這樣於平淡樸實的生活中寫出人生的哲理。

  汪曾祺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有許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裡的廟,《大淖記事》裡的大淖等,這些環境和人文民俗都構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至於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寫了故鄉的歷史文化名人,故鄉的鄉親,故鄉的廟宇,故鄉的河湖,故鄉的元宵節等節日風俗,故鄉的特產,故鄉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寫了好多自己去過的地方的風俗,比如昆明,比如張家口,甚至美國,他說:“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是怎樣寫出來的》他稱自己是“通俗抒情詩人”,他寫的清風白水、竹籬茅舍無不帶有特定的文化內涵。高中語文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衚衕文化》。作者在開頭部分總說衚衕和文化二者之間的關係,“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後分說,先說衚衕,說到衚衕的取名來源,衚衕的大小和數量,衚衕功能和環境;再說文化,總說衚衕文化的性質,“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接著說明“封閉”的種種具體表現。最後,說明衚衕和衚衕文化的發展趨勢,“北京的衚衕在衰敗,沒落”,“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比如說北京城方正的特點,你看他怎樣說,“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了,說‘你往南邊去一點’”。作者就這樣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來,生動有趣,語言也是極其的樸素,使你對北京城的特點有了深刻的印象。更為出奇的是,作者在敘事時,帶有濃厚的抒情筆調。比如,“看看這些衚衕的照片,不禁使人產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這是直接抒情。“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描寫衚衕的衰敗景象,透露出極其傷感的情緒。文末一句“再見吧,衚衕。”,留戀、傷感和無奈之情交織在一起,難以言說。

  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恆美學價值。汪曾祺的散文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他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給人們的視覺建立起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的欣賞,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淨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後。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麼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籲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2

  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讀著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標誌的散文,更應是如此。最近,我讀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獨具,充滿著淡、雅、趣、情,應是這樣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士大夫”之稱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語言個性突出,看似不經意,實則細經營,往往在娓娓道來中蘊含著詩情畫意。正如湖南評論家凌宇說:“汪曾祺的語言很奇怪,拆開來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種韻味”。讀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語言恬靜質樸,讀之有一種平靜之感,有心靜如水之境,而這種平淡之中卻藏大韻味,尤其從他的大多的散文開頭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讀如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寫到:“趙樹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在《觀音寺》一文中寫到:“我在觀音寺住過一年。觀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個荒村,沒有什麼寺。”這好似在與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種寧靜之美,而這種寧靜,正是先生對語言駕馭的嫻熟高超與生活體驗的細膩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話還大白話”,讀後卻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有這樣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還比如,在《跑警報》一文中,他引用了兩副對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汪曾祺先生這種透過敘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現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處。

  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個原因是文章飽含著趣味性,如他一組寫飲食、寫果實的作品,寫的有味兒,把生僻的名詞插上情趣的翅膀,讓人增知識、見世面、添口味,寫長沙的臭豆腐還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這句“大白話”,更為文章通篇添趣兒。在《天山行色》一文裡,寫吐魯番葡萄,“吐魯番的葡萄全國第一,各種品種無不極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魯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為無皮可吐。--不但不吐皮,連核也一同吃下,他們認為葡萄核實好東西。北京繞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未免少見多怪。”從文境趣味性這方面相對比,汪曾祺先生應比同樣寫飲食聞名的大師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籌呢。

  文無情難為好文,散文貴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種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寫家鄉江蘇高郵、寫西南聯大老師、寫同學、甚至寫飲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飽滿情深,寫父親,“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寫父母的相親相愛之情,“母親去世後,父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裡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筆中有情,“情”現紙上,這種“情”,不僅是一個作家對親人、故鄉的愛,更展現了作家對生活的體味和筆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離世,在七十七歲生涯中,以寫短篇小說聞名見長,寫散文自己評價“是副業”,但他的散文卻有返璞歸真的境界,有靜幽致遠的雅緻,有淡定從容的文華,在我國文壇上應該是別具一格,聞名遐邇,這與他對創作的認識、坦誠的態度是一體相通的,他說:“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於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的那點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這應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內建特色。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3

  汪曾祺這個名字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個高產作家,也沒有寫過什麼驚世駭俗的作品。他在文壇上最早引起轟動的作品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記事》。有人可能以為他是個年輕作家,錯了,他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是沈從文的高足。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從文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文學創作。建國後,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後來被劃為“右派”,60年代初寫了幾個短篇;此後又是很長時間的“靜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噴”,陸續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說來也怪,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壇上的遭遇似乎也師承沈從文。沈從文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說和散文蜚聲文壇,建國後,他從文壇上銷聲匿跡,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飾,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紅文壇,一版再版,有的還被拍成了電影,形成了一股“沈從文熱”。對此,沈從文戲稱自己是文壇上的“出土文物”。這樣看,汪曾祺又何嘗不是文壇上的一個“出土文物”呢?

  我對汪曾祺先生的關注,不僅是因為他的小說、他的散文,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與樣板戲的關係。1962年,汪調至北京京劇團任編劇,文革時期,他便開始了樣板戲的創作與改編。家喻戶曉、萬口傳唱的京劇《沙家浜》便是由他參與改編、定稿的。文革時期,“橫掃”的風暴遍及全國,一個摘帽右派為什麼會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經困惑過,後來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賞識汪,宣佈“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這才使汪曾祺的才華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樣板戲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樣,對樣板戲深惡痛絕。

  是汪的才華和經歷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閱讀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來關注和欣賞汪曾祺先生的絕不在少數,無論專家或讀者對汪都非常喜愛。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紀經典60家”文學叢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還請專家和讀者對所選的60家文學大師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暢銷不衰,我在這裡不想、也無力對汪的小說的人物、情節、風格進行探討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語言,談談我讀後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沒有苦心經營的結構,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如話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語言總的說來是平和的、沖淡的、生動的、親切的,鮮活的、生活化的、口語化的。當然,有時候也會化用一些成語、詩詞和典故。初讀汪的作品,可能不會給你帶來太大的衝擊,但他的語言有一種悠遠的意蘊,合上書以後,卻能讓你回味,讓你感動。你等不及了吧,來,先開一下胃口。

  (表姐們)有時竟是特地為花來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樂於幹這項差事,爬到海棠樹上,碧桃樹上,丁香樹上,聽她們在下面說“這枝,唉,這枝這枝,再過來一點,彎過去的,諾,唉,對了對了”。(《花園》)

  多麼傳神,多麼生動!一群雀兒般唧唧喳喳的少女們在樹下要花的神情、語氣,活靈活現,躍然紙上!

  再來品品下面的語句——

  聽,瞿瞿瞿瞿,哪裡?這兒是的,這兒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來了。顧不得螺螺藤拉手,撲,追著撲。(《花園》)

  一個孩子從聽到蛐蛐的叫聲,到用盡辦法把它掏出來,再全神貫注地去捕捉,寫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齊)白石老人家裡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菸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麼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節儉、慈祥,孩子們略帶撒嬌的請求,老少間的親情、對話,就這樣極為生動真實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難聞死人。(《花園》)

  語含孩子氣,甚至女孩子氣,是鮮活的,完全口語化的語言。

  汪老的語言有時用筆極簡,寥寥幾字就能表現出極為豐富複雜的含義。

  故鄉的鳥啊。

  我每天醒在鳥聲裡,我從夢裡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花園》)

  “故鄉的鳥啊”一句獨立成段,表達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讀了這樣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種感動,它包含著多麼複雜、多麼細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對故鄉風物的眷戀,對美好童年生活的讚美和嚮往,對失去的童年歲月的追憶和感傷。這是個無主句,但比“我懷念故鄉的鳥”這樣的句子所表述的內容要豐富得多,情感要複雜得多。它也不是一個感嘆句,用一個平平常常的句號收結了句子。若換成感嘆句後,會發現效果反不如這樣淡淡的語氣,它除了有淡淡的憂傷,還有一種隱隱的無奈。再結合《衚衕文化》的語言和風格,會發現作者真是個語言大師,一個抒情高手,許多感情都是若隱若現,乍吐還收。一番玩味後,滿口噙香,餘味無窮。

  文革時期的一個春節,汪曾祺先生的兒子冒著極大風險,把當時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個空軍的兒子帶回家來過年。汪很是擔心,就責備他:“‘怎麼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從兒子的淚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間讀懂了兒子的委屈。這中間省去了多少複雜的思維內容和思維過程!“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不僅省悟到對兒子和同學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兒子的感情不夠尊重,也無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擔干係的庸俗和自私。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隨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歸於一句。右派是人當的嗎?全國50多萬右派,有多少人魂斷冤屈,有多少人夢涕闌干!不堪回首的歲月,怎麼會三生有幸?是反語?是譏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語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過了右派的年代,但讀了這樣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個好用反語的人麼?非也。我讀了汪老的許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語。為什麼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百思不得其解。

  簡約是汪曾祺先生的語言的全部特點嗎?肯定不是。有時候他的語言又會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傳神!

  (葡萄)卷鬚這東西最耗養分,凡是作物,都是優先把養分輸送到頂端,因此長出來就給它掐了,長出來就給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從文)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兩句中畫線的部分都使用了反覆的修辭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準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麼重視從生活中吸收語言的營養,讓自己的語言鮮活、生動,生活化、口語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長出來就把它給掐了”,後一句改成“我看了他兩眼”,意思好像沒有變化,但語言的色彩上、感覺上、表達的效果上就差得遠了。作者對語言的運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跡,好像漫不經心,信手拈來;但出手不凡,讓人歎為觀止。“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對語言不經過長時間的錘鍊,不是語感特好的人,是不會有這樣好的語言的。

  以上兩句雖然使用了反覆的修辭手法,但看上去語言還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厭其“繁”的語言:

  汽車轉過一個山頭,一車的人都叫了起來,“哈”!賽里木湖,真藍!……真藍!

  下車待了一會,我心裡一直驚呼著:真藍!(賽里木湖)藍得奇怪,藍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淺,然而一望皆藍。

  上了車,車沿湖岸走了20多分鐘。我心裡一直重複著這一句:真藍。遠看像一湖純藍墨水。

  賽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簡直說不上來,我只是覺得:真藍。我顧不上有別的感覺,只有一個感覺——藍。(《天山行色》)

  一氣呵成,暢快淋漓!非躲在書屋中閉門造車者可為。你嫌行文囉嗦嗎?如果你沒有到過賽里木湖,如果你沒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懷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備汪老的才華和文筆,你可能會覺得囉嗦,而且囉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實,你還會有這種感覺嗎?讀了這樣一大段盛讚賽里木湖水的藍以後,我不禁擊節讚歎,大呼過癮!如暑天裡一口氣喝了兩大瓢井拔涼,直涼透心裡,沁徹心肺!

  汪老還有些語言是很形象的,略舉幾例以供欣賞:

  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乾巴菌。……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乾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昆明的雨》)

  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元那樣大,的溜圓。(《昆明的雨》)

  這裡的比喻和類比都非常貼切、新穎、生動、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難替代。何為乾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僅去形容,不易模擬得之,必須透過恰當的比喻,才可以比較準確地瞭解它。

  汪老的語言,除了以上談到的幾點外,還有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文學性。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的作家,他的語言肯定會具有很強的文學性。有些詞語經他一用,竟別開生面,意味無窮。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飯碗,幾口就喝了。未及終席,他就奔赴廁所,飛流直下起來。(《草木春秋》)

  畫線句,顯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卻讓人“悠然心會,妙處難於君說”。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遊人。(《翠湖心影》)

  汪老對生活的感悟是多麼微妙,尋常的景,尋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尋常的意境,皆可入詩,入畫。讓人聯想到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最好的語言。既不似初期那樣的放筆橫掃,不加節制;也不似後期那樣過事雕琢,流於晦澀。這時期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適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又讀〈邊城〉》)

  汪曾祺將沈從文的語言分為三個時期,透過細緻的比較,用一個新穎、形象、別緻的比喻,概括其特點,而且這個比喻又是個非同尋常的比喻,是通感。對語言的感覺,居然可以用味覺來形容,真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與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和賀鑄的“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有異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後面都附有小詩或題詞,汪老的詩和題詞我讀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幾首(副),覺得都是精品。

  這他在自己畫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題的詩:新沏清茶飯後煙,自搔短髮負晴暄。枝頭殘菊開還好,留得秋光過小年。

  這是他給張抗抗畫的“牡丹圖”上題的詩: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這是他贈恩師沈從文詩中的兩句: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是他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題詞:四圍山色臨窗秀,一夜溪聲如夢清。

  這是他在雲南大理寫的一副對子:蒼山負雪,洱海流雲。

  夠了,透過這些詩或題詞,可見汪老語言功底的紮實。即使拿到現代詩壇上任何一位詩人面前,也毫不遜色。

  好了,要和讀者們說再見了。汪老是一代宗師,筆者閱讀不廣,能力有限,很難將汪老的語言風格和特點,一一向讀者梳理出來,賞析到位。只是由於對汪老的喜愛,才斗膽寫了這樣一片文章,望讀者見諒。末了,試用汪老似的語言來做個結吧——

  這樣的一個人,就這樣的去了。掩卷長思,戚然動容,其人已歿,餘韻猶存。

  “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裡。”

  這樣的一個人啊。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4

  知道汪曾祺,是因為多次看過以至十分熟悉的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因為他是主要編劇之一。後來讀他的文章,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感覺出作者用筆的功力,越讀越如同品喝香茶、名酒,久而其味更甘、更濃。今年的山西省中考語文試題現代文閱讀選了他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並據此為話題作文。雖然考試為選拔性的,但是讀好文章、寫感興趣的話題,應該是受大家歡迎的。從反饋回來的情況也是這樣。

  讀了這篇名為《五味》的文章,也許大家會有一種感覺,原來生活中的瑣細也能寫成文章。是的,不僅能寫,而且還能寫得有滋有味,妙趣橫生。這主要得益於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和關注。我們說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麼地方?一是他對生活的體驗、認識深刻,是我們所沒有意識到的,再就是他寫出了大家心裡想到了,但卻沒有說出來的認識、道理和體會。就拿對五味的愛好來說,山西人愛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愛吃辣,廣東人愛吃甜,……我們都知道,而且有不少或曰“細節”的小故事,比如,“山西老鄉愛喝醋,繳槍不繳醋葫蘆”啦;火車一開入娘子關,響聲就變成“喝醋”“喝醋”啦。等等。誰也沒想到它們能成為寫文章的素材。看起來,對生活的熱愛,應該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 “吃”也是一項重要的方面,“民以食為天”,很是有道理的。今年秋季選入高中語文第一冊的一篇文章──《衚衕文化》,也是汪曾祺寫的散文,裡面就提到了北京人的吃飯,如同本篇所寫到的北京人愛吃“蝦米皮熬白菜”的習慣,還寫到“北京人易於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有窩頭,就知足了。大醃蘿蔔,就不錯。小醬蘿蔔,那還有什麼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不同的是,本篇所寫是說人們對食物的習慣,而《衚衕文化》中,則是把這種習慣與北京人的心理,實際上是文化,緊緊地連在一起進行分析的。對身邊事物進行理性的、文化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對生活積累後,精心選擇細節,合理組織成文,再運用具有感染力的語言,同樣能打動讀者的心靈。就像本篇文章。

  再回到山西人的喜歡吃醋的問題,汪曾祺在文章的開頭就以一個有趣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但是作為山西人,我們想一想,山西人的吃醋究竟是緣於什麼呢?是不是因為山西人喜愛吃麵食,用醋調味,才更突出其美味呢?如同南方人的吃辣是因為氣候潮熱,辣有驅溼的作用一樣;再就是山西五穀雜糧豐富,特別是晉北一帶盛產高粱,用來做醋是很好的原料。這是地域方面的優勢;再一點大概就是習慣的作用了。生於茲,長於茲,老鄉每年要做一大缸醋,每家飯桌上頓頓離不開醋壺,吃麵要有醋提味,炒肉要用醋去腥。到飯店吃飯,將空碗碟倒點醋涮涮,等於消了毒。家裡有人感冒,怕傳染別人,鍋裡放點醋,在火上熬熬,等於空氣中殺了菌。還有多吃醋可以美容,常吃醋能軟化血管,洗頭髮加點醋可使頭髮柔軟亮澤等等。吃醋、用醋簡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久而久之習慣養成,自然山西人是離不開醋的了。這種習慣,在山西算不了什麼,但外地人看來,就成了新鮮事了。

  不知道這種分析對不對,大家說呢?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5

  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學思想衍生出的美學範疇,它是指一種樸素自然、平和淡遠、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飾的藝術境界。

  汪曾祺作為中國當代名家,以其頗具特色的小說和散文獨立文壇,他的作品如其人溫和、淡靜,讀他的作品浮躁的心靈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難得的靜謐。他的小說和散文總給人一種“淡淡的滋味”,卻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謂是閒適沖淡中孕育著一種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覺得最值得稱道的是那種“真”,是真情、真語言。平淡致遠,一點沒有矯揉造作的嫌疑。文風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會明白,都能看懂。雖然樸素,但那是一種文學修辭,文學語言,不是方言,沒有在語言上的研究和大師的本領,是寫不出那樣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種語言真是難得,是應該讓我們這些後輩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於愛好廣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寫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對師友、家世、父親、母親等的回憶文章寫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現出他的善良、和藹、真實。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對父親的回憶,父子之間是那樣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來是中國文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稱,每到一處,品嚐地方風味和民間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樂。人皆愛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卻難。汪曾祺深知箇中滋味,那些尋常小食一經他的點睛之筆,無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筆下,飲食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境界。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當數作者回憶故鄉美食的文字,如《故鄉食物》《故鄉的元宵》《端午的鴨蛋》等,這些兒時的食物,一經作者生花妙筆點染,不僅驟成妙筆,還令人頓起遊子之思。

  《端午的鴨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韻又凝結著濃烈民俗鄉情的散文。是對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讀,是對家鄉情懷的慨然詮釋。

  先生以“家鄉的端午”開篇,直接切題,用“很多風俗”引出下文。於是,在他的筆下,一系列端午風俗就走入了我們的視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貼五毒、貼符、喝雄黃酒、放黃煙子、吃“十二紅”等等。這人有我有,人無我有的風俗,在先生看來,都成了他最珍貴的回憶。因此,行文流水,如話家常,如數家珍,於自然、平淡中,表達了對生活的真愛和對故鄉的懷想。

  最讓先生頗感自豪的還是家鄉“著名”的“鴨蛋”, “著名的鴨種”、“善於醃鴨蛋”的高郵人、大都市店鋪裡的鴨蛋、別處沒有的雙黃鴨蛋、質細而油多的高郵鹹蛋,甚至用鴨蛋做成的“硃砂豆腐”都成為他不厭其煩並引以為自豪的表述物件,以至於對對方的“肅然起敬”和“稱道”也不屑一顧。 “驚奇不已”、“確實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高郵鹹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發乾、發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等等語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悅躍然紙上。甚至於引用了袁枚的文字還不甘罷休,還要羅列種種吃法,並用北京的鹹鴨蛋和故鄉的鹹鴨蛋比對。“這叫什麼鹹鴨蛋呢!”八個字元,一個歎號,直白而樸素的話語,幽默而爽朗的聲音把先生對故鄉的厚愛鋪滿了整篇文章。“吱——紅油就冒出來了。”一個拖著長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時吃鴨蛋的情態出神入化般地描繪出來。我們從這裡深深感受到先生對兒時生活的懷戀和追憶,以及對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兒時的影像在他的筆下顯示出了獨具風格的魅力。而他那簡約、傳神、清新、鮮活的語言特點也給我們帶來了生活和藝術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在作者談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筆調,寫出了人世間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於地方特色,於平淡中顯現奇崛,風格靈動淡遠,處處透著對這世界的讚美,對生活的熱愛。

  汪曾祺散文賞析 篇6

  1. 我初學寫小說時喜歡把人物的對話寫得很漂亮,有詩意,有哲理,有時甚至很“玄”。沈從文先生對我說:“你這是兩個聰明的腦殼打架!”他的意思是說著不像真人說的話。托爾斯泰說過:“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談的。”

  2. 每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於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深沉的。

  3. 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的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並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裡。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成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有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幹內部汁液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4. 我每天醒在鳥聲裡。我從夢裡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我聽得出幾種極熟悉的叫聲,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個固定的枝頭。

  5. 她問了我一些問題。其中一個是,為什麼我的小說裡總有水?即使沒有水,也有水的感覺"

  6. 圖書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妙人。他沒有準確的上下班時間。有時我們去得早了,他還沒有來,門沒有開,我們就在外面等著。他來了,誰也不理,開了門,走進閱覽室,把壁上一個不走的掛鐘的時針“喀拉拉”一撥,撥到八點,這就上班了,開始借書。這個圖書館的藏書室在樓上。樓板上挖出一個長方形的洞,從洞裡用繩子吊下一個長方形的木盤。借書人開好借書單——管理員把借書單叫做“飛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紙片都叫做“飛子”,買米的發票、包裹單、汽車票,都叫做“飛子”,——這位管理員看一看,放在木盤裡,一拽旁邊的鈴鐺,“噹啷啷”,木盤就從洞裡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個滑車。不一會,上面拽一下鈴鐺,木盤又繫了下來,你要的書來了。

  7.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眾文藝叢刊》,撰稿人為黨內外的理論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文中說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卻由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了序。人事變幻,雲水悠悠,逝者如斯,誰能逆料?這也是歷史。”

  8. 國子監,現在已經作為首都圖書館的館址了。首都圖書館的老底子是頭髮衚衕的北京市圖書館,即原先的通俗圖書館--由於魯迅先生的倡議而成立,魯迅先生曾經襄贊其事,並捐贈過書籍的圖書館;前曾移到天壇,因為天壇地點逼仄,又挪到這裡了。首都圖書館藏書除原頭髮衚衕的和建國後新買的以外,主要為原來孔德學校和法文圖書館的藏書。就中最具特色,在國內蒐藏較富的,是鼓詞俗曲。

  9. 新校舍大門東邊的圍牆是“民主牆”。牆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壁報,左、中、右都有。有時也有激烈的論戰。有一次三青團辦的壁報有一篇宣傳gd黨觀點的文章,另一張群社編的壁報上很快就貼出一篇反駁的文章,批評三青團壁報上的文章是“咬著尾巴兜圈子”。這批評很尖刻,也很形象。“咬著尾巴兜圈子”是狗。

  10. 祖父年輕時建造的幾進,是灰青色與褐色的。我自小養育於這種安定與寂寞裡。報春花開放在這種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曬得那麼多粉。固然報春花在我們那兒很少見,也許沒有,不像昆明。

  以上就是小編為大家準備的汪曾祺散文精選賞析,希望能夠幫助到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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