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稿
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稿
今天，我很榮幸和大家在一起，參加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的畢業典禮。我從沒有大學畢業。說實話，這是迄今為止我最接近大學畢業的一天。
我在斯坦福大學讀了六個月之後就退學了，但是又在校園裡旁聽了十八個月左右，然後才真正離開。我為什麼要退學呢?
這要從我出生前講起，我的生母是一個未婚懷孕的年輕大學生，她決定把肚子裡的我送給別人撫養。她強烈希望收養我的家庭具有大學學歷，所以在我還沒出生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個律師和他的妻子收養我。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來到人世的那一刻，他們突然反悔了，決定只收養女孩。因此，在收養名單上排在後面的我的養父母，半夜接到電話："我們有一個不在計劃之中的男孩，你們想要他嗎?"他們回答："當然。"我的生母后來發現，我的養母沒有大學畢業，我的養父沒有高中畢業。她拒絕簽署最終的收養協議。幾個月後，我的養父母承諾送我上大學，她才同意簽署協議。
十七年後，我真的上大學了。但是，我很幼稚地選擇了一所幾乎與斯坦福大學一樣貴的學校。我的養父母都是藍領階層，他們的所有積蓄都用來付我的學費。讀了六個月以後，我看不到這樣做的價值。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幹什麼，也不知道大學如何幫我找到答案。而且，如果我在大學裡待下去，就會花光我的父母整整一生的積蓄。所以，我就決定退學了，相信這樣行得通。那個時候，我確實擔心害怕，但是回過頭來看，那是我的最佳決策之一。一旦我退學了，就能不上那些我毫無興趣的必修課，可以開始旁聽那些我有興趣的.課了。
這件事也有艱苦的一面。我沒有宿舍了，就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退回可樂瓶可以拿到5美分，我把它們積累起來換東西吃。每個星期天晚上，我步行7英里穿過城市，到教會吃一頓免費的豐盛晚餐。但是，我還是心甘情願。跟著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覺走，我誤打誤撞遇到的許多東西，日後都被證明是無價之寶。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
那時，斯坦福大學開設可能是全國最好的書法課。校園裡的每一張海報、每個抽屜上的每張標籤，都是優美的手寫體。因為退學後不用上那些常規課程，我決定去上書法課，學習如何寫出優美的字。在那裡，我學到了襯線字型和無襯線字型，學到了改變不同字母組合之間的間距，學到了版面設計如何才能優美。它是那樣的美、富有歷史感、藝術的精妙，科學不能捕捉到這些，我發現它太迷人了。
這些東西，沒有一件看上去對我的人生有實際的價值。但是十年後，當我們設計第一臺macintosh電腦的時候，它們都幫到我了。我們把它們都設計進了產品。那是第一臺有著優美操作介面的電腦。如果我不曾在大學裡旁聽那門課，mac電腦就不會有多種字形，或者按比例間隔的字型。因為後來windows作業系統抄襲了mac，那麼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都沒有它們。如果我沒有退學，我就不會旁聽書法課，那麼個人電腦可能就不會有它們現在的那樣漂亮的介面了。當然，我還在大學裡展望人生的時候，不可能把這些點都聯絡起來。但是十年後回頭看，它們之間的聯絡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
再說一遍，你展望人生的時候，不可能把這些點連起來;只有當你回顧人生的時候，才能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絡。所以你必須有信心，相信這些點總會以某種方式，對你的未來產生影響。你必須相信一些事情----你的勇氣、命運、人生、緣分等等。這樣做從未令我失望，反而決定了我人生中所有與眾不同之處。
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稿
畢業生，祝賀你們!能站在這裡，梅琳達和我都很興奮。每一個收到邀請，能夠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的人都會又緊張又興奮——但我們尤其高興。
長久以來，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軟和我們的基金會青睞的大學之一，而現在它正迅速得到我們家族的喜愛。我們的原則是讓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人來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事實證明，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現在，有30多個我們基金會投資的研究專案都在斯坦福開展。當我們想更好地瞭解免疫系統從而幫助治癒絕症時，我們與斯坦福開展了合作;當我們想了解美國高等教育狀況的變化以便使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讀得起大學時，我們又一次與斯坦福展開了合作。
這裡天才匯聚，思想靈活——人們對變化持開放態度，對新鮮事物充滿了渴望。人們在這裡可以饒有興味地一窺未來。
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稿
在這所斯坦福的校園裡發生著許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達和我用一個詞來說明我們對這裡的熱愛，那麼這個詞是“樂觀”。在這裡有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氛圍，即創新幾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激勵下，我於1975年離開了這所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學校，並從此一去不回頭。我相信，計算機和軟體的魔力能夠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變得更強大，並使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
自那時起已經過了將近40年，而梅琳達和我也已經結婚20年。如今我們比以往更加樂觀。但在我們共同的旅程中，樂觀精神是逐漸延續的。今天，我們希望將自己學到的傳授給你們——並且告訴你們，我們大家的樂觀精神將會如何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羅·艾倫和我初創微軟時，我們想讓人們獲得計算機和軟體的力量——這是我們使用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在這個領域中的一本開創性書籍的封面上有一隻舉起的拳頭，書名叫做《計算機的解放》。在那時，只有大公司才能買得起計算機。我們想使普通人也也能買得起——並且使電腦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見證了個人計算機使人們獲得的深遠力量。但這種成功又帶來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擁有了計算機，而窮人家的孩子無法擁有，那麼技術反而會使不公平的狀況加劇。這種狀況違背了我們的核心信念——技術應當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們致力於縮小這種“數字鴻溝”。我將它作為微軟發展的重中之重，梅琳達和我將它作為基金會早期發展的重點——向公共圖書館捐獻個人電腦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訪非洲時，“數字鴻溝”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我是因公務去的那裡，因此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約翰內斯堡的市中心開會。期間，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戶人家裡。那時距納爾遜·曼德拉被選舉為南非總統從而標誌著種族隔離的結束僅僅過去了三年時間。當我坐下來，與那戶人家的主人們一起用餐時，他們就搖鈴，將管家喚過來為他們服務。用餐結束後，男女賓客會分開，男士們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時我想，“還好我讀過簡·奧斯汀的書，否則根本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維託，這是一個位於約翰內斯堡西南方向的貧窮小鎮，這裡曾經是一個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中心。
從市區到這個小鎮只有很短一段距離，但進入小鎮的那一刻我非常震驚，一切都是那麼不和諧。我進入了一個與我的國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維託之行早早地就為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自己有多麼天真。
微軟向那裡的一個社群中心捐贈了計算機和軟體——這些事是我們在美國就曾做過的。但我很快明白過來，這裡並不是美國。
我曾閱讀過有關貧困的資料，但我從未真正見過貧窮。那裡的人們住在皺巴巴的鐵皮棚子裡，裡面不通電、不通水，也沒有廁所。大多數人都不穿鞋，赤著腳走在街上——只不過那裡也沒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軋出的一條條車轍。
社群中心沒有接入穩定的電源，因此人們裝配了一條長達200英尺的延長電纜，從外面的一個柴油發動機接入到社群中心。看著這堆裝備，我知道，現場的記者們和我一離開，發電機就會被挪走，去解決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社群中心的使用者們也會回去，繼續為生活的挑戰而憂心忡忡，因為個人計算機並不能為他們解決這些挑戰。
當我對媒體發表已經準備好的評論時，我說：“我們在索維託所做的是一個里程碑。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先進技術是否會將發展中國家拋在後面。我們所做的將會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讀出這些句子時，我明白它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我沒有說出的是：“順便提一下，我們並沒有關注這樣一個事實——這片大陸上每年有50萬人死於瘧疾。但是我們非常確定，將會為你們帶去計算機”。
去索維託之前，我以為自己理解這世上的問題，但我卻對那些最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我所見到的讓我大為吃驚，因此我必須問自己，“我還相信創新能夠解決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問題嗎”?
我對自己承諾，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導致人們貧窮的原因。
多年以來，梅琳達和我的確越來越多地瞭解了貧窮的人們最迫切的需求。後來有一次去南非時，我探訪了一家治療耐多藥肺結核(mdr-tb)的醫院，這種病的治癒率不足50%。
我記得那家醫院，那裡充斥著絕望。那裡有著巨大而開闊的病房，許多病人穿著睡衣，戴著口罩，腳步沉重地走來走去。
醫院裡有一層是兒童病區，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嬰兒。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學校，身體狀況足夠好的孩子可以在這裡學習，但是許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見好轉，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開著學校。
我與這裡一位30出頭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結核醫院工作的時候，她開始咳嗽。然後她去看了醫生，醫生告訴她，她感染了抗藥性肺結核。後來，她又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沒有多少時間了，但還是有許多mdr患者等著在她騰出床位之後佔據她的床。
那是一個地獄，那裡的人們都在死亡名單上等候著。
但是面對地獄，我的樂觀精神並沒有減退，反而使我變得更加樂觀。我上了車，對與我們共事的醫生說：“是的，我知道mdr-tb很難治癒。但我們應該能為這些人做一些事”。我們在今年進入了一項新的肺結核藥物療法的第三階段。根據參與療法的病人的反饋，以前18個月的治療費用為XX美元，治癒率只有50%，而如今六個月的治療費用在100美元以下，治癒率能達到80%到90%。失敗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們經常會把樂觀當作虛假的希望加以摒棄，但同樣存在著虛假的絕望。
正是這種態度宣稱，我們無法打敗貧窮和疾病。
但我們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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