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喻詩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國唐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存詩三千餘首，是唐朝詩家中存詩最多的。他曾將自己的詩分為諷喻詩、閒適詩、感傷詩和雜律四類，其中最有價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諷喻詩，這是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諷喻詩，是白居易“兼濟天下”政治抱負的具體體現，也是他新樂府詩歌理論的具體實踐。他的諷喻詩數量並不太多，僅有170首左右。這些詩主要創作於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這些諷喻詩將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從多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苦難生活。涉及了眾多的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反映了白居易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詩不僅有豐富的現實內容，還有極高的思想價值。他的諷喻詩質樸平易，雅俗共賞，形成獨具一格的淺切詩風，代表著新樂府運動的最高成就，確立了它在中國詩歌中的不朽地位。陳寅恪認為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上承《詩經》，漢樂府、杜甫詩歌的優良傳統，積極反映社會現實，藝術上也自樹一格，被譽為“唐代《詩經》”。
一、白居易諷喻詩出現的時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諷喻詩，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個世代業儒之家。其祖父白鍠、外祖父陳潤都是詩人。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做過多任地方官。這樣的家庭環境，使白居易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為其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當時，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政權日漸削弱，藩鎮擁兵割據，對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內部，宦官逐漸掌握了朝廷的生殺大權，專橫貪暴，無惡不作，連皇帝的廢立也多半出於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間的黨爭更加劇了政治的黑暗。這時，白居易一家也因戰亂到徐州一帶避難。後又遷到越中。年紀稍長，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貧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於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凍餒並至”，以至“索米乞衣於鄰郡邑”。也正是這種貧窮的生活經歷，使白居易對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有著較為深切的感受，這奠定了他以後在政治上和詩歌創作上關懷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礎。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進士。不久由校書郎被任命為今陝西省周至縣尉。幾年後，又入為翰林學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中唐以後的翰林學士是替皇帝草擬機要檔案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學士中提拔。而左拾遺是諫官，位雖不高，卻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跡升清貴。”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沒有大的戰亂，國家暫時實現了統一，統治者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會相對安定，史稱“中興”時期。這種社會表面上的短暫回升，雖未能解決唐王朝所面臨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卻給一部分有識之士帶來了改革社會、振興國事的希望。他們熱心從政，躍躍欲試，提出各種改革社會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與元稹合寫《策林》七十五篇，不斷向皇帝進諫，極力主張改革時政。為宣傳自己的主張，批評社會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口號，主張“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他認為詩歌應擔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唯詩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采詩官》)。關心現實，干預時政，白居易認為這是詩歌最主要的社會功能。這一時期是白居易關心社會生活，在藝術創作上最富於進取精神的時期。詩人目睹黑暗的社會現實，立志“為民請命”，“兼濟天下”，“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為此，他在任職之上“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幄呼。常增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子》)因此，“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與元九書》)一方面又利用詩歌作武器，凡“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他的那些著名的諷諭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都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會現實，使權豪們“扼腕”“變色”“切齒” (《與元九書》)。
二、白居易諷喻詩的思想內容
在白居易的諷喻詩中，《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在《傷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朝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把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將租庸調法改為兩稅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後來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贈友》一詩中憤怒地寫到“私家無錢轤，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棉。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一語中的地揭露了兩稅法的弊端。在《重賦》一詩中，詩人詳盡地描寫了被貪吏們破壞的兩稅法給農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而貪吏們“隨月獻至尊”的羨餘物(地方把定額外榨取的財物美其名曰“羨餘”，拿去討好皇帝)卻“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詩人借老農之口發出了“奪我身上衣，買爾眼前恩”的憤怒呼喊。《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重賦》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堂費百萬，鬱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署不能幹。……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買花》詩中，他借一個田舍翁之口發出感嘆：“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宦官。《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對他們的氣焰、權勢和奢華生活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和無情的鞭撻。《賣炭翁》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皂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這首詩借賣炭翁由“伐薪燒炭”到進城“賣炭”再到炭被搶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擾民害民，宦官強取豪奪的野蠻行徑。其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兩句尤為精譬。先用“可憐”二字傾注無限同情，繼以一“憂”一“願”來寫賣炭老人的艱難處境和細微複雜的心理活動，真實貼切。《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為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徵求考課”逼得百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觀刈麥》中“力盡不知熱，但希夏日長”的辛勤農夫，“家田輸稅盡，拾些充飢腸”的貧婦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無衣民，《采地黃者》中“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的百姓，都具體真實地表現了農民飢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詩人深切同情不幸的農民，對自己的溫飽有餘深感慚愧，並由此產生了“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的可貴思想。
其次，白居易還注意到邊疆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千萬百姓無辜喪生，表現了人民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反對，體現了詩人“不賞邊功防黷武”的思想。著名的《新豐折臂翁》寫了一位在天寶年間逃過兵役的老人，當時，宰相“欲求恩幸立邊功”，發動對南詔的戰爭，無數被強徵去當兵的人冤死異鄉，這位老人“偷將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殘命。詩中借老翁之口說道：“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這位命運悲慘的老人，卻以欣喜口吻自慶僥倖，讓人讀來更覺得悲哀，同時也感覺到詩人的目的不僅在記敘一樁往事，而是反映出戰爭帶給廣大人民的無窮苦難。《縛戎人》描寫一個“一落蕃中四十載”的漢人的遭遇。他為了返回故鄉，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貪功的邊將抓住當作“蕃虜”，“配向江南卑溼地”，含冤莫辯。這個“漢心漢語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僅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實的愛國情感。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白居易的樂府詩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有許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無能，將帥驕橫無勇，借君國之名義而飽一已之私利。《紅線毯》、《歌舞》、《繚綾》等詩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統治階級昏庸無能，醉生夢死的生活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別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發財，喜新厭舊而被拋棄，《井底引銀瓶》中年輕女子受封建禮教迫害而被逐。《議婚》、《太行路》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婦女們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對宮婦問題尤為關注，象《上陽白髮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愛情的老宮女，《後宮詞》中“幾個春來無淚痕”的三千宮女，《過昭君村》中把臉“燒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對腐朽的宮女制度的嚴正抗議和血淚控訴。他批評宮中幽禁了無數宮女，要求皇帝將他們釋放，他還批評求仙之虛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採取措施來干預……，這些都切中了時弊。
元和年間，正是社會相對穩定，戰亂稍稍平息的時候，醉生夢死的人又開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彈冠相慶，而白居易卻挑開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自杜甫以來沒有人做到過的。據說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經，也說明白居易是有正義感和勇氣的。白居易的諷喻詩切中時弊，關心人民疾苦，無不體現他的愛國主義思想。
三、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
沒有脫離開內容的抽象的形式，藝術形式是為表現其思想內容服務的，內容決定形式，內容既然是諷喻性質，就決定了這類詩必然有不同於其他詩的藝術特色。白居易的諷喻詩不僅有豐富的現實內容，而且有獨到的藝術特色。
白居易的諷喻詩大都選材真實、典型，主題明確、單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樂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這就使詩的主題專一、明確，使人一目瞭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諷喻詩基本都這樣，一詩只寫一件事。但這“一事”，不是隨意信手拈來的，有條件，按《秦中吟》、《新樂府》的序說，必須“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實”，這實際就是說從很多真事中選取最足悲最核而實的。
白居易的諷喻詩極善於運用簡練的外貌描寫，細緻的心理刻畫，人物的語言行動以及寫景、議論等多種手段，塑造各種人物的形象。如《賣炭翁》中的賣炭翁，《觀刈麥》中的貧婦人，《上陽白髮人》中的老宮女，《新豐折臂翁》中的老翁，《輕肥》中的宦官等，透過這一系列形象生動的正反面人物形象來表達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詩歌的形象性。如《賣炭翁》中，對賣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細緻真實的描寫、刻劃，連細節都十分精緻，“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寫的警句。在對賣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車炭對他的重要性，從而深化了“苦宮市”的主題，筆端飽注對這位貧苦農民的同情，傾向性很鮮明，卻避免了議論化。這一點在《上陽白髮人》中表現得更突出，詩對她孤獨寂寞的生活環境和淒涼的心境的描寫，抒情味很濃，詩中透露的悲劇氣氛很感人。
對比手法的成功運用，也是諷喻詩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諷喻詩中往往先盡情描摹達官貴人們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個對立面，比如《輕肥》和《歌舞》：在描繪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之後，突起“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之後，突然一句“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隨後戛然而止。再如《觀刈麥》、《村居苦寒》中作者和農民的對比，《買花》中富人與田舍翁的對比等，鮮明的對比，凸顯了社會的極端不公，凸顯了矛盾的極端尖銳。使讀者從鮮明的對比中，看到貧富的懸殊，階級的對立，從而更深刻地表現了詩人對剝削者的痛恨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直接發議論，也是諷喻詩的特色之一。發議論，是白居易所謂“卒章顯其志”的一種手段。但凡結合了議論的，多數議論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乾巴巴的說教。比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彷彿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大聲斥責：“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新豐折臂翁》諷喻戒邊功，是用生動的歷史教訓來形象地議論：“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用歷史事實的對比，形象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主張和態度。象《買花》、《重賦》、《輕肥》、《杜陵叟》等詩，都是先有具體的敘事，生動的描寫，接著是畫龍點睛的議論，對事情作評說深化主題。
質樸自然，通俗平易是諷喻詩語言的主要特色。白詩的語言以通俗平易為基本風格，往往以平易流暢的語言娓娓陳述，唱嘆有情，扣人心絃，間有議論，發人深省，語言的通俗和尖銳的諷刺相聯絡，真正做到“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他的諷喻詩的語言接近於人民的口語，隨口而出，如話家常，然而語雖平易，意卻警策，所以袁枚在《續詩品》中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劉熙載在《藝概》中說白詩語言是“用常得奇”，這些品評都較為中肯。
從藝術的角度分析，由於白居易救治現實的功利色彩太濃，所以相應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東西。一些寫時事的作品，不是來自於作者自己親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組織而成，說教意味偏濃。在語言運用上，或是太過激切，或是過分通俗、淺顯，結果有失詩歌語言的蘊藉、含蓄、精煉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諷喻詩對新樂府運動起著指導和示範作用，確立了它在中國詩歌中的不朽地位。新樂府運動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繼承了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唐朝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對後世詩歌發展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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